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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地对我说：“小武，从你带着那个人离开这个车时，咱们母子的缘份就到头了，不管你活着还是死了，这是你我今生最后一面。”
我用沉默回答老妈……
我将手机、枪都留在了车里，我预感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些东西了，我也不能让这些东西给老娘都带来麻烦。我听见老娘说：“你们把监狱的衣服都换下来，把这个拿着，或许……或许对你们还有用……”我妈含泪把一叠钱递到我手中。我抓住钱，克制自己将泪水尽力留在眼中。
３４
凌晨三点时的医院里相当寂静，我连抱带拖地将肖海弄到急诊室。起初只有两个护士，过了一会，一个医生皱着困倦的眉头走过来，不耐烦地问我：“咋整的？是打架还车祸呀？”
“打架，他们有火枪，打在肩膀了，好多的血。”我焦急地边说边撤开肖海的衣服。
我看着又来了一个医生，几名护士，他们将我拔到一边，在小海身上忙碌着，说着血压、心率什么的。
那个最初接下肖海的医生将我叫到办公室，他边写着单子边问我：“你带多少钱？他这情况押金至少一万，马上要手术，人造血浆静脉点滴，可能还要用新鲜血，光用库血约莫不成。”
“他能救活吗？他会不会死啊？”我乱成一团的脑子里只想出了两个问题。
“不好说。”医生回答：“你要是钱不够回去取一下。”
我慌忙背过身翻出那一叠四人头的钱，从中抽出两张握在手里，对医生说：“我带的足够，我这就去交钱，您现在就给他输血，求您了，求您救他！”我在说最后两句话时一把握住医生的手，将手里的钞票放入他的手里。
那年轻的医生略微迟疑了一下，脸腾地乏起红润。他握住拳头的手犹豫着，最终还是收了回去。他马上对我说：“别担心，情况还不是太严重，还有救。”
等我们回到抢救室，那里已经聚了不少的人。我看到小海身上插着管子，我呆立在那里，看着医生们说着什么，争论着什么。后来他们渐渐散去，那个跑前跑后的年轻医生拿来个单子让我签字，我不想去看那上面写的手术风险经得家属同意的字样，我要小海活着。医生问我病人的姓名年龄，我说他叫薛勇，今年19岁，正上大学。医生又对我说应该通知病人的父母，我说他父母远在海外，他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
后来年轻医生给我指了指瘦脸的中年男人告诉我那是手术主刀，可能也是薛勇的主治医生，技术在医院里是有名的好。然后他给我使眼色。我被年轻医生领到一个杂乱的地方，到处都是更衣的柜子。过了不久，瘦脸主刀进来，我马上自我介绍一番，然后同样的方法将1000块钱塞在他手里，他悄悄收下了。瘦脸医生用一种很怀疑的眼神看着我问：“你不是当地人吧？”
“我出差来看看我这个朋友，没想到出这样的事。”我回答。
“……你帮他办了住院手续，赶紧走吧……”他迟疑着欲言又止。从他深邃的目光里，含糊的语句中我清楚地知道了隐藏的潜台词。
“我就全拜托您了！一定救救他，他才19……”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业。他应该没大问题，亏你送的还不算晚，否则真难说。”
我们出了更衣间，我眼见着肖海被送进手术室，才在年轻医生的催促下找到楼下的收款处。此时已经凌晨四点了，我拿着一大堆盖着抢救章的条子敲着收费处紧闭的小窗户。很长时间以后，当我看到它开启的时候，又一张困乏厌恶的面孔对我，我递上单据，交钱，那人说她的收款机出问题了，我透过狭小的缝隙看她慢吞吞地摆弄，换打印纸带。
终于我手里握住盖好章的条子准备往急诊走的时候，我看到一队全副武装地，端着武器的武警向我冲来。我本能地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跑，没跑出三四步，我被他们按在地下。我浑身上下被他们用脚一通乱踹，被他们用枪托猛砸。我哀叫、蜷缩着，用胳膊护住自己的头。
那些年轻的与小海年龄相似的士兵眼里流露出兴奋的喜悦，那并非出于惩治罪恶的胜利喜悦，他们正在从别人肉体的痛苦中显示自己的权力和力量，从而获得快感，甚至获得性的快感。这样的景象我见过无数次。
我也曾打人，也曾把人打得半死，不过那多半是泄愤，也有向众人显示权力的意图，但我向来未从其中获得过愉快和兴奋的感觉。
如果我是女人，再是个漂亮些的年轻女人，他们打起来一定更过瘾，时间一定更长。还好我不是。他们停止了殴打，将我架起来，将我的手狠狠地背到后面，并铐了起来。手里的单据依然被我死死攥着，然而在他们拧住我胳膊的时候，剧烈地疼痛让我松开了双手，纸条象雪片一样散落到地下。我抬眼看到不少的医务人员在围观，我一眼看到了那个年轻的医生，突然大喊：“钱都交齐了！你们救他！拜托……”我的声音被煽过来的一掌打断，顿时我感觉耳朵象被什么堵住，半个头也麻木了，血顺着鼻孔往下流。
在他们推推搡搡将我带出医院时，我回了一下头，看到那个年轻的医生正弯腰拾起地上的单据。我心里说：海，哥只能为你做这些了！
一进警局他们立刻给我上了脚镣独居一室，我背着双手，蜷着腿在那个窄小的囚室里。整整一天，他们没给我吃饭，也不让我去厕所。后来他们将我领到一个普通的牢房里。我很疑惑这里的条件竟然如此好，宽敞的牢房至少可以挤下20到30的犯人，眼下只有三四个犯人。不过我很快明白这么“优厚”的条件是特意为我准备的。我带着手铐脚镣开始被那几个人群殴，他们很“专业”，不打脸及任何露在衣服外面的部份，也不去触动装有重要器官的致命部位，他们只是在我的臂膀、屁股、整条腿和脚上下功夫。他们没忘记堵住我的嘴，以免太吵闹的声音影响到其它犯人和警察的情绪。他们折磨人很讲究节奏，打一打停一停，再打再停，好像是为了帮我适应疼痛、恢复体能。他们没忘记很体贴地往我的嘴里塞窝头并灌下些水。窝头将嘴堵满，并卡在喉咙里，因此不少的水必须从鼻子里往下灌。
我什么也没说，因为他们从来没问过我一句话，这不附和牢里的规矩。所以从他们开始打我起，我就知道他们是受人之托，秉公办事，然后可以得到些优待，或者少在局子里蹲几天。
第三天下午雷子开始审我。除去了手铐脚镣，我依然站不起来，不是我装蒜，我确实无法站立。他们不得不将我架到审讯室。他们把我丢到椅子上的时候我险些晕过去。
提审我的是两个便衣和一个穿制服的，其中一个皮肤黝黑，面部棱角分明，但体形略微发福的30左右岁的男人。另外两个一个比他年轻，一个比他老，但从他们对他的态度上看，那个微胖的男人应该是头。
我一上来就告诉他们我一定和他们配合，将所有的事情老实交代清楚，求他们不要再将我放到原来的牢房，其它犯人会打死我的。
穿制服的小子说：“听说你在监狱里凶着呢，而且好几条命案，现在怎么装软蛋了。”没等我回答，那个当头的不耐烦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