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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局势已经严重到无可挽回的程度，自己判断失当，有亏职守，无法完成任务。
我并立即召集云南站和保防处的负责特务，叮嘱他们在我去开会后，由副处长胥XX
负责，要他们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最后听我的消息。如果我在十一点钟没有电话
回来，便把档案名册等焚烧后，全部武装冲到附近二十六军部队中去。我临走前还
把日记本、手枪和来往密电一起交与胥XX，身上什么都不带便走了。到上汽车时，
我还考虑到我乘的汽车较快，有紧急事可以方便些，又与胥XX交换了他用的一辆旧
汽车，一直驶向卢家。我很明白，蒋介石与毛人凤所交给我的任务，我已再也无法
完成，留在昆明与逃出昆明都是一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我只有硬着头皮去开会。
云南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晚上十点钟，在昆明青云路卢汉先生家中的一间会客室
里，坐着七个军服整齐、胸前挂着勋标的人。他们都一言不发，面面相觑，狂抽着
香烟。这些人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兼云南区训练司令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
万、第二十六军第X师师长石补天、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
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官沈延世、国防部保密局云南
省站站长兼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处长沈醉。这七个人便是当时云南和平解放的主要
阻碍者、云南人民最凶狠的敌人。他们曾费尽一切心机，使出全部力量企图阻止这
一天的到来。但是，这时他们却已束手无策，成为瓮中之鳖，再无法逞其凶焰了。
他们都是接到刚到昆明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通知来开紧急会议的，可是连和张长
官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几个打从翠湖东路卢先生新公馆进来的人，看到张群一
个人坐在另一间大会客室里，只能把肩耸一耸，舌头一吐，两手一摊，表示什么都
完了。这位蒋介石身边最亲信的著名智多星这时也毫无计策可施了。从会客室里外
的布置，便已充分说明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我还试图与云南站通一次电话，但遭到了有礼貌的阻止。
这时，沈延世突然从他口袋里摸出一份电报交给李弥和余程万。这是当天下午蒋介
石得到昆明突然发生扣留飞机的情况后，由空军电台转拍出来叫沈延世立即通知李、
余两人返防，率部向昆明进发，务必迅速遵办的蒋介石的亲电。李弥看完后，马上
把电报向地板上一摔，指着沈延世质问为什么不早通知。沈推说当时找不到人，认
为晚上开会可以碰到，所以就没有再找。他们两人争吵起来，经其他的人劝阻之后，
认为事已如此，只好听天由命。
十一点左右，卢汉的警卫营龙营长带着十四名执手枪的士兵走进会客室，说了
一声“奉命检查”，便由两个士兵看住一个，由龙营长亲自逐一搜查。他们最注意
我，第一个先搜我。这很使他们失望。我身上除带几两黄金外，什么都没有，连我
挂在外边的大衣也拿进来仔细搜查一遍，仍然没有什么。他们耐不住了，便问我：
“你天天挂在身边的手枪在哪里？”我便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带手枪也没有什
么用，我早已放在家中了。”这时他们才放心搜查别的人。我很清楚，只要我有举
动，他们会立刻先把我打死。他们可能认为我是比较难对付的人，估计我可能要反
抗一下，其实我早已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按到李楚藩的时候，持枪的一个士兵也许是太紧张一点而走了火，砰的一声
枪响，大家以为卢要把我们在这间华丽的会客室里解决掉，彼此面面相觑。后来听
到龙营长严厉斥责那个士兵时，大家才稍安心。搜查过后，会客室里又趋于平静，
大家仍一言不发，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只是拼命抽烟喝茶。从这时起，连上厕所也
禁止了，便只好在会客室的痰盂里解起小便来。这几个平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惯了的人，这时变得这么驯服了吗？不！他们这时表面上虽不敢反抗，而内心里却
在打算着如何来进行报复。这从他们咬牙切齿和神经病似的用拳头捶打沙发的扶手
便可看出。他们每个人都不甘死亡，还在幻想寻找机会来一次最后的挣扎，泄一泄
当天的怨气。
到了深夜两点钟左右，卢的副官把李弥、余程万叫出会客室坐上汽车走了。留
下的人又在猜是不是拉出去分别解决？不到半小时，副官又来带走我和李楚落两人。
走到过道时，我自付这一去就是执行枪决，于是从口袋里掏出金条，悄悄地对卫兵
说：“伙计！枪打准一点。”这是因为我想，一枪完事倒也罢了，如果半死不活，
却是很难受的。可是，卫兵根本不理我，我只得跟着他们走到大门口，副官要我们
坐进汽车。
我看车子一直向五华山省政府大楼驶去，才放了心。这时马路上三步一岗、五
步一哨，交叉路口都布好铁丝网和沙袋。到了五华山，我们被送到四楼的主席办公
室，看到先来的李、余两人正在和张群的随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处处长周君
亮在谈话，才知道卢先生这次下了最大的决心。当张群来了以后，卢连见都没有见
张一面，便把他软禁起来，张的随员则安置在主席办公室。我们七个人也陆续被送
到，给每个人都预备有行军床和被褥等物，看样子还得在这里暂时住下来。
我因一天劳累，使脱衣上床睡下去。李弥走过来用脚踹我，气呼呼地说：“你
还睡什么？”我笑着说：“杀头是明天的事，今天能睡就睡。”我一面说一面用手
指指窗外，意思是说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商谈什么呢？到四点多钟，昆明市长曾恕怀
和李希尧等一群熟人走进来，再三安慰我们，叫我们安心住下来，并说明这是不得
已的做法，希望我们支持卢先生这一行动。到了这时，大家也都无话可说，只好敷
衍一顿，便连衣倒在床上睡下去。
十日上午九时左右，杨文清委员把我们分别找出去到三楼的会议室，介绍与临
时成立起来的云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处长宋一痕先生见面。他们拿出一份一份事先
拟好的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叫我们分别在上面签字，同时要大家拿出“本钱”来。
他们代我拟好的通电，有一些语气与过去军统习惯的行文法有点出人。我考虑
了片刻，心想如果照他们代拟的这份文件公布出去，特务们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
东西，不会按照文件上的要求去自首报到、交出武器和电台。老实说，我这时并没
有真正想投靠共产党而死心踏地随同卢先生起义，只是由于失去了自由，万一不能
把自己摆的烂摊子收拢来，到头来自己脱不了责任。为了个人利害打算，我便向杨、
宋两人说明这一情况，并表示愿意按照军统的习惯行文法，把一些不同的语句改一
下，同时还愿意亲自抄写一份公布出去，并在电台进行广播。他们很称赞我这一作
法，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徐鹏飞）。周养浩（沈养斋）、
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
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杨文清看到我当时的表
现，很出他的意外，原来以为我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结果我能自动拿出那
些“本钱”，使他很高兴。
在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杨文清便问我，是要走，还是留下来和他们一道工作？
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我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我很清楚：我如
去台湾，他们会认为我既没有能设法保住云南阻止住卢汉的起义，又不能为他们
“成仁”，还服服贴贴地交出这些人和组织，去了非杀我不可。而我已按照解放军
在昆明散发的文件所规定的都做了，至少不会处我死刑。我的家眷都在香港，还没
有去台湾，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将来还可以接回来，所以我愿意留下。
当我回到四楼的时候，看到李弥正伏在窗口。我走过去时，他热泪横流地拉着
我的手说：“你看这样我们怎么对得起人，不如死了算了！”说完他准备从四楼窗
口跳下去，我一把抱住他，再三劝说一阵，他才气愤愤地说：“他妈的，要起义，
老子们自己不会起，要等别人拉着鼻子干！”
十…日早上，《云南日报》出版了，它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