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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提起来，不让血液染透外衣，并赶紧靠在墙上指挥助手冲上去。我知道我当时如
果不忍耐一下，助手便会先来照应我，这给对方以继续发射的机会，所以只有咬紧
牙齿支持。当时特务们以为我听到枪响怕死，也迟疑了一下，等到他们追了很远才
用枪击伤这个人的腿部。他倒在地上，但还继续射击，最后子弹射尽才被捕。当他
看到我流血很多坐在地上时，还用非常后悔的口吻对我说：“早知道能打中你这条
走狗，我应当再给你几枪。”由于他一个人尽到了掩护与警卫的职责，其余的都安
全脱离。我被送到宝隆医院，从左胸两条肋骨中间取出了一粒小号白郎宁手枪子弹
后，虽只一个星期就出了医院，却终生留上了一个标志罪恶的伤疤。
同年冬天，我带两个特务去曹家渡逮捕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我们早
先以为是个文人，对他没有足够的警惕和重视，结果几乎三个人都送了性命。我们
先侦察好他的行踪，知道他往往很晚才回去，便决定黎明前去逮捕，事前暗中勾结
好他的二房东作内应。当我们轻轻扣开了大门，一直走到他三楼房间时才把他叫醒。
他开门一看，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便很客气地要我们坐，并答应穿好衣服就跟我们
走。他虽然从容不迫，特务还是先抄了他身上和看过他的衣服才让他穿上。我们想
着，三个人对付一个，都很满不在乎；加上他无半点抗拒表示，便都把手枪收了起
来，准备客气些好早点使他交代。
稍后，他要求在房门后拿顶帽子戴上便和我们一道走时，我们都以为这次很顺
利了。突然间，他从一顶呢帽里掏出一个手榴弹来，并且很快把保险栓拔掉，态度
马上变得很严肃，说：“动一动，大家都同归于尽！”这一声怒吼像霹雳一样击到
三个人头上。特务们都知道这种炸弹的厉害，如果是速燃导火索，一松手就爆炸，
在那样一间房内爆炸起来，四个人不死也得重伤，是无一能幸免的。我当时就不舍
得那样死，宁可让他逃跑，回去受处分也不敢冒那个险。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
是愿以一个人换三个敌人的。他一手高举那个已拔掉保险的炸弹，不断逼近我们，
我也只好假装笑脸，叫他有话好说何必如此。他哪里听那些，只是不停地威胁我们
谁敢动一动手枪，马上就爆炸。我便叫两个助手不要乱动，自己也不敢去拔枪，想
等待机会去夺取他手上的东西抛出窗外。他慢慢靠近了门边，突然将电灯关了。接
着砰的一声，我们三个人都以为他把炸弹扔下了，各人便急忙把身子伏下来，几乎
都慌成一团。等我把手电拿出一照，原来是人已不见，房门关上了。我立即把电灯
打开，门却已被反扣。我们用力敲门，大叫二房东上来替我们把门打开后，一问，
这人早已跑了。我们怪二房东为什么不拦住他，而回答却令人啼笑皆非。他说，你
们三个人拿了枪还抓他不住，我一个空手人还敢拦他！等我们出去分途追寻时，附
近工厂上早班与下大夜班的人来往很多，已无从再找到了。
我以后在训练特务学生时，虽未把这件丢脸的丑事全部讲出来，却一直叮嘱凡
逮捕人时，犯人所穿所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直接去取用，必须谨慎小心地看过后才
交给被捕的人，否则随时可能发生生命危险。至于我在这几年中搜捕共产党时所遭
到过的种种反抗，经常被打伤咬伤。几乎是成为家常便饭，这里就不详细列举。
当时一些叛徒在进行对党组织破坏活动时所遭受到的惩罚除前面谈过的外，一
些在军统搞了多年的叛徒也是时常要提心吊胆的。如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他叛变
后虽对党的地下组织危害不小，但并不以为满足，还时常腰挂手枪到处乱跑，遇到
过去熟识的党员总用软劝硬拉的办法拉下水，不听他劝诱的便逮捕囚禁。有次，他
一个人到浦东工厂区去，遇到过去两个认识的党员，这两人都受过他的领导。他满
以为很有把握可以拉到军统来，结果被骗到野外打得半死，手枪也被抢走。如果不
是巡逻警察在附近经过救了他，那次便会被打死，从此他一个人再也不敢乱闯。
当时住在租界上的一些大特务家门口，几乎时常发现可疑的人在侦察监视他们，
甚至连在华界方斜路白云观（上海人一般叫茅山殿）侦察大队附近，前后也逮捕到
过三四个前去侦察的共产党员。因为这里成天有人被抓进来，囚禁过不少忠贞不屈
的党员，所以经常有人去附近调查。就在这块白色恐怖统治区内，特务们也是时常
提心吊胆，往往弄得草木皆兵，害怕共产党进行报复。
当时军统特务在上海除对付以共产党为主的种种任务外，还有些其他活动。如
一九三五年秋天，上海区一个情报员的助手打听到“一二八”以前宋子文在上海北
站遇刺未中而误毙其秘书唐腴庐一案的凶手和宋的司机的下落。戴笠对这一事隔多
年的旧案有了新的线索极感兴趣，马上指示一定要派人设法抓回归案，因为可以借
此讨好一下宋子文。
我奉命和程慕颐带着这个眼线，先后在仪征县十二圩，和瓜州、泰兴等地去侦
察，最后分别在盐城、扬州将当时刺宋凶手之一和宋的司机逮捕到。这个人在刺来
未中后即离开上海，在盐城保安队当班长。因为眼线认识他，我们便雇好一条小船
等在小河边，当眼线把他骗到船上后立刻被我们逮捕。经送县政府用了一顿刑之后，
他供出当时刺未与宋的司机有联系，才了解宋的行踪。宋被刺后，这个司机也逃走
了，在苏北一带做修理自行车等工作，后来我们在扬州抓到了他。
当我们把这两人带回上海后，戴立刻把宋的司机照片送给宋去看了，认为确系
事件发生后逃走的那个司机。宋子文为此事感到很高兴，曾叫戴领着我去宋家见他。
他当场签了一张五千元支票给我作奖金。我刚一接过，戴向我使个眼色，我又恭恭
敬敬退还他，坚不肯收。戴连着说：“保护部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不敢受奖。”
宋听了很高兴。当我们辞出回来，戴笠只给了我和程慕颐与那个眼线各五百元。
当时四大家族和大批豪门权贵，每星期六从南京到上海度他们荒淫无耻的假日
时，军统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几年间所公开逮捕与搜查对他们安全有任何危害的
人，就我亲自经办的不下十起之多。一些人往往只在这些人的公馆别墅门前多走了
两趟或多看了几眼他们上下汽车情况时，便被指为刺客嫌疑，一经逮捕，到弄清完
全是冤枉，也白白坐了几个月的黑牢；幸而获释，也从不敢公然埋怨，反要花上一
笔钱来感谢这些“暗镜高悬”无法无天的特务才能了事。像这种数不胜数的例子，
这里就不多举了。
另外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汪精卫在南京被刺未死，主谋的晨光通讯社负责人
华克之、张玉华等逃到上海后，也是由上海区和侦察大队的特务们进行公开逮捕的。
除华克之逃走外．张玉华和刺客孙凤鸣的妻子及几个重大嫌疑犯均被捕。关于这一
情况，我在写戴笠的材料中已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上海区的特务除干过以上一些罪恶活动外，还有许多卑劣暴行，也是非常令人
痛恨的。如到生活书店多次去暗放炸弹，使得不少读者遭到伤害。当时生活书店设
在法租界陶尔斐司路吕班路口一座平房内，由于发行的《生活》周刊和其他一些书
刊均有进步言论，很受读者欢迎，因此前往购书的人相当多。蒋介石和戴笠虽很厌
恶这家书店，但因设在租界内不能随便查封，便只好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捣乱。
办法是把一种触发性的爆炸品用报纸包起来和一般书籍的包装差不多的形式，由特
务带到书店放在一个别人不大注意的地方，，偷偷将保险栓拔掉，立即离开。这时
只要有人去动它一下，立刻就爆炸起来。有的读者看到这种纸包，以为是别的顾客
忘了的东西拿去交给书店，有时书店人员在收拾整理时移动了它，炸弹爆炸了，站
在附近看书买书的人以及书店工作人员往往都被炸伤。当时军统还不会制造定时炸
弹，又不便公开甩手榴弹，所以采用这种办法。虽然前后炸过两三次，可是不但吓
不倒书店里的人，而读者反而越来越多。本来这个设在非商业区的一家小书店，自
从一炸再炸之后，却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兴趣。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