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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住所使用外，其他的地方都能实行。女特务伪装成绑架对象的姘妇，一见面便
把对象扭住又哭又吵要拉他回去，当对象受到此一突然纠缠时，最初决不会马上叫
喊是绑票，多先作解释，认为她看错了人。她便更大哭大吵起来，一面骂着没有良
心，丢了她不管又去找别人等一类的话，同时用力扭住他上车，另一个女特务也从
旁相劝叫他同回去一趟。这时看热闹的人当中又闪出一两个男特务来，一开口便说：
“怎么？你们又吵起来！你们在街上吵太不雅观，还是大家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吧！”
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先把这一问题肯定成为秘密的男女关系争吵问题，使看热闹的
人不会识破是一幕绑票案。在几分钟内，这群特务便连拉带拖将肉票推上汽车，被
绑的人弄得有口难辩。只要一上了车，什么都解决了。特务们用这一办法先后在英
法租界最热闹的地区绑过三个人，都没有遇到困难，到抗战开始才没有再做。
当时除了在租界上经常进行绑票外，在反动政府统治地区也常进行这类活动，
不过一般都限于对工厂中进步工人与大学校的进步学生。因为到工厂里公开逮捕人
往往遭到工人的阻拦，有时甚至发生殴斗，结果人抓不到，反而走露风声，一些关
系马上转移了，以后不能再进行连续逮捕。所以总是用秘密的绑架方式进行逮捕后，
马上执行刑讯。这种密捕（即绑架），多半先暗中与厂方领导人或黄色工会负责人
取得联系，由他们提供照片和关系，了解对象常出人什么地方，有时甚至是在夜班
时，厂方或工会故意借故指派被绑者外出，暗中协助特务，只要对象离开工厂或工
人群集的地方便可下手。至于绑架（即密捕）大学中的进步学生，则不去和校方联
系。因为学生失踪后，学生家长往往吵着向学校要人。特务们也不公开到学校逮捕，
因为学生一哄而来，不易将人带走。一般采用的方法，往往是由学校中的职业学生
先提供线索，或故意约其外出，让特务们得到便利。
搜捕
对于居住在华界的个别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等，一般不采用绑票方式，而于深
夜去搜捕。这样，不但可以将人抓走，还可抄查证据文件。几年间，这种公开逮捕
到的政治犯比用秘密绑架的还要多得多，其中最大的略举几件如下：
约在一九三五年间，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叛变，出卖了几个同志后，他还想
进一步去破坏上级领导机关，整天到处去活动。结果他被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纪律制
裁，在法租界徐家汇孝友里附近空地上被击中两枪，因未中要害而未死。当时戴笠
正在上海，知道这一情况后，即指示上海区和侦察大队，要利用这一叛徒的生命来
进一步达到破坏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目的。戴笠不准送他到华界医院就医，硬叫
他住在法租界西区偏僻处一家小医院里。同时叫一家小报发一个消息，说徐家汇空
地上发生一次情杀案，被害者身中两枪经某某医院进行抢救后已无生命危险，不日
即可出院等。按照戴的估计：这个人未被杀死，会更加仇恨共产党，必然要设法报
复；另一方面，地下党组织一定会派人继续制裁他。如果再去，便可发现线索扩大
破坏。他调派十多个特务暗中监视，准备跟踪，还派一个混人医院充当内应。戴笠
决定的办法是不当场逮捕，等再来把这个叛徒打死以后再分别跟踪。因为租界的巡
捕经常在马路上“抄靶子”（对人身进行搜查），共产党员不会身带枪支在外面乱
跑，必然会分途回去，只要跟住一个便不难发现这个秘密机关。
我当时也被指定带了几个特务去附近监视，过了三四天还没有一点动静。我们
几人分别化装成为拉人力车的，作小生意的，或骑自行车故作损坏修理的，都掩护
得很好。这个住在医院里的叛徒，不知道军统准备牺牲他的生命来达到破坏党组织
的阴谋，还一再写出书面请求，请求带伤出院寻找关系，一方面趁机立功，一方面
可以报仇。戴笠坚决不准，要他整天睡在床上静养。
大约在第五天或第六天下午，果然有两个人提着水果食品等进医院看这个叛徒。
当时附近有两三个把风的特务在守望，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立刻分别作好各
种准备。这两人刚进去不久，便听到两声枪响，一会儿便跑了出来分途飞奔。这时，
守候在医院外面的特务们，乘自行车的，拉人力车的，步行的，都一齐出发跟踪追
去。十多个特务中，有两个人因为走慢了跟不上，便乘电车回去，半路上正好遇上
了其中一个，这样才没有被“脱梢”。其余的特务兜了几个圈子之后，都找不到要
跟踪的人，我只好带着他们准备回去受处分。戴笠接到守在医院的特务的报告，知
道那个叛徒已受到第二次惩处，被击中头部当场死去，便赶到侦察大队听取跟踪结
果。他一看我带着几个人垂头丧气回去，知道没有跟上，气得跳脚大骂，并限期一
定要侦察到这些人的地方，否则要严厉处分。他骂过一次还不够，过了不久又把我
和几个特务再骂一次。
正当戴笠怒气冲冲地准备离开时，突然接到那两个跟上的特务来电话，说开枪
的人有一个已被我们跟到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银楼，这人从后门上去许久没有出来。
戴立刻命令会同法租界巡捕马上去搜捕。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杨凤歧、组长许鹏飞
和我，立即率领几乎整个大队的特务出发，会同法捕房华探长直扑这个银楼，果然
在二楼抄出手枪六支，子弹几十粒和几百元现款，并逮捕到三男一女，其中的一个
男的便是去医院开枪的人。当时法租界警务当局以案件发生在法租界，要先行审讯，
戴笠认为只要抓到了共产党，破坏了机关和抄出了枪支，让法巡捕房审讯一下也可
以，但是发现新的线索要马上告诉侦察大队。听说这几个被捕的人只承认是专门制
裁共产党内叛徒的一个组织，叫“打狗团”，即专打叛徒，并不搞暗杀国民党统治
集团上层分子的活动。以后这几个忠贞不屈的党员，再没有供出其他情况，最后都
被引渡到南京处了死刑。
我在上海的那几年，公开逮捕共产党和破坏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
过。当时轰动中外的第三国际中国情报总支部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敦案（戴笠向
蒋介石报功时一直称之为远东负责人），便是军统特务逮捕的。这一案的线索是由
军统湖北站发现而最后在上海破案的。最初湖北站逮捕到一个共产党嫌疑犯关兆南，
审讯多时没有得出结果。后来经南京总处派法官周养浩去武汉审讯，关兆南同意试
写一信到上海请求组织上派人和他联系。不久，上海方面果然派了一个名叫陆独步
的人去武汉，当即被捕。经数度刑讯之后，陆独步供出在上海与组织取得联络的办
法，但他当时只负责对外交通联络工作，内部情况不了解。戴笠马上决定把陆送到
上海去，同时他自己也赶到上海指挥布置。陆独步被解押到上海即由侦察大队特务
接收，按照他与组织上的联络办法，先由特务在南京路东亚旅馆开好房间，再由陆
写一信到邮局一个指定信箱，特务们即守候在这个房间内等待前来接头的人。
第二天，陆的哥哥陆海防果然按时到达，他把门推开一看均不相识，立即转身
逃走。这时守候的特务还正在打瞌睡，猛听到门响，才惊起追出，连人都没看清。
我当时带了两个特务守在外边，看到他推了一下门就走，知道业已发觉，便紧跟过
去。他下楼以后在先施公司人多的地方转了几下就不见了。
我知道在这里寻找必无结果，便叫两个助手一人在里面找，一个和我分别到通
向后边的小街上去守候。过了一会便看到他从侧门仓皇跑出，我立即尾追过去。他
在慌忙中不慎滑倒，我跑上去按住他，他转过头来咬住我的手腕。我便用手枪柄猛
击他的上唇，将其门牙击落以后，才把他的手铐上一只，我也自己铐上一只，这样
他再也没有办法挣脱。等我的助手赶来，便将他一同带到附近巡捕房，当天上午就
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察大队。这个贪生怕死混入到革命阵营中的败类，看到审
讯他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经戴笠一顿名利诱惑，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
领导人。他当时非常着急，要求立刻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