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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
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
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风为会长，另外
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
握。
一九四七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
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
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
夫、徐凤等以总会于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
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
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
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
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行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
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
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风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各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
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
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
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作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我有时到他家中去
看他，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记得在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我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
婆柯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我们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
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
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我们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
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
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
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我记得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
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
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
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
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
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
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
民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
阵，最后又把我找去，叫我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他和毛人风商谈的
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以后只知道他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
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
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
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郑去北平不久，却
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
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径
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今，叫人事处立即
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XX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
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
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胥XX是傅径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
用。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
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
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
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
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
加上态度温和，作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
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了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
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一九四四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
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对答如流。
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当了保密局副局长后，他的态度跟着就变了。他经常板
着面孔指责部下，并且敢于和郑介民、唐纵在蒋介石面前去争宠。
毛人风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作出
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
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
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
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风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
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
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
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
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
我知道的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苏，在长沙随
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
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
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
我随同起义，他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我。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
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民再三叮嘱汤尧，攻
破昆明后，立即将我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我在一起时，都把这
一情况告诉了我。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
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
他随澧梯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
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
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
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
罪人，所以和政学系、CC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
他自奉比较俭朴，年轻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
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真假保密局的丑把戏
一九四九年一月间，蒋介石准备“隐退”之前，把毛人凤找去，叫他立刻把保
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文件先运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
蒋的意思是，把保密局的整个组织保留下来，继续置于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