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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的确使以后经费的收支渐渐走上轨道，不再和过去一样乱抓乱用。戴笠虽然
弄过不少的钱回来，但是没有积累，弄得越多，开支也越大，会计部门经常在过年
三十夜，叫喊钱不够用。经过这次大整顿，情况好了一些。少数自动请长假离开的
大特务还极力歌颂这一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戴笠不死，还天天担心
被人揭发要出问题，想走也走不了，准请长假的办法正合他们的心愿，可以无忧无
虑地去享受下半辈子的清福了。
但是一些被遣散的与送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人，由于平日与外间关系少，贪污
敲诈得到的钱也不多，或者因为来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满以为有军统这个靠山何愁
没钱可用，这时怨声四起了。特别是他们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有一批酒肉朋友，
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买账，等到他们离开军统之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
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了。例如一些担任检查工作的特务，当他们在水陆码头上耀武
扬威的时候，一些轮船上的负责人和私车老板、运输商人，对他们真是恭维备至，
一旦知道他们已离开军统想要点工作做的时候，态度立刻改变，再也不和他们称兄
道弟，有的还送上几文钱打发一下，有的干脆不予理采。
到军官总队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和部
队一样的伙食。这对过惯了舒服生活，花惯了钱的特务们说来，叫苦连天是自然的。
在重庆的特务们，有的就经常跑到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去痛哭。那些一向靠军统
抚恤过活的遗属，很快花完那点抚恤金后，也经常吵着再要钱。保密局从成立到逃
往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
这次裁汰人员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对一般特务
则进行挑选。当时被军统称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
特务，“基本人员”则多系抗战期间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所毕业的学生，“一般分
子”则多为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中吸收来的和私人介绍进来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
起来的人员。当时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两万人左右，其中
重庆最多，有五千多人，西安三千左右，江西八百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
两千。
当军统大量裁减人员时，被裁的和保留下来的都有些人不满，他们无耻地认为
自己是抗日与反共有功之臣。毛人风也有此看法，内心里也希望多保留一些人。郑
介民与毛人凤意见相反，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以减小目标。他于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赶到重庆，召集各单位负责人讲话，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重点是
和共产党作斗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得起这项
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越小越好。
郑介民还特别把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给蒋介石有关撤销特务机关的一段电文再
次向大家提出，并着重说明共产党早已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很得各方面的赞同。他
说，如果不能自动先行缩小编制裁减人员，不但将来组织新政府时通不过，反而会
引起很大反感，特别是增加蒋介石的麻烦。他一再要大家体念领袖苦心，顾全大局，
顺应时势，切不可因小误大。他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还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
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准许他们仍保留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入员时有被优
先派用的权利。此后，吵吵嚷嚷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再亲自出
马找公开单位负责特务进行工作。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掌握着的公开机关，
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笠死后，
情况变了，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对局本部的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
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郑、毛亲
自出马找各部门，实际上是不得已。有些大特务自己找到了较好的工作，如张国焘
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当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当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
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当处长等，郑、毛便推荐一些人请他们帮助分别安置。由于
军统特务到处不受欢迎，许多机关一听到就想法拒绝，加上以后各地大城市不断被
解放，特务人员逃出后请求派工作的越来越多，这项转业安置工作，做了两年多也
没有彻底解决。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为安置这些人，还在苏州成立了一个转业人员训
练班，收容了三千多人。
自戴笠死后军统改组成保密局起，把过去军统时期一年一度的“四一”大会，
从一九四七年以后改为“三一七”大会，用以纪念戴笠在这天死去。“三一七大会”
与“四一大会”性质完全相同，主要是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工作会议。开会的日程也
和过去一样，第一天上午公祭死去的特务，接着开工作会议。中午会餐时，照例是
敬三杯酒，第一杯祝蒋介石身体健康，第二杯祝所有的特务身体健康，只有第三杯
改为祝郑、唐、毛三人身体健康。
参加工作会议的人，局本部一般是科长以上，外勤代表一般是站长或副站长以
及各公开单位的正副负责人。蒋介石没有再亲自参加过大会，只召见过出席会议的
各省站负责人与局本部处长级大特务一次。
保密局领导人郑介民和毛人凤，不像戴笠一样经常更换化名。郑介民一直是用
“杰夫”这个名字批阅公文和下手今，毛人凤也一直用“以炎”这个名字，只有唐
纵在批阅公文时用他的别号“乃健”，局本部的化名却经常更换。各处各室对外行
文都有各单位的专用化名。每隔不久便又重新规定一次，列表通知外勤各省站。对
无线电密码的规定，也比过去更严密。一个省站有好几套密本，翻译密本的方法也
经常变更，有些密码本，只用几次就不用了。这是怕中共方面侦收到这些密码后研
译出来。
保密局成立后，原军统局的机构虽保留了下来，但内部组织，有的缩编，有的
合并，有的甚至裁撤，而保卫蒋介石个人安全的特别警卫组，不但完整地全部保留
了下来，还由原来的二百多人扩充到三百多人。当时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警卫的“随
节警卫组”，供应一向归侍从室开支，它的任务是负责蒋住宅与办公地点的警卫，
以及在蒋介石出外时前呼后拥地跟着他。此外还有个“特别警卫组”，专任外层警
卫，蒋介石外出时，便先在马路上去布置，每数百步布置一人，均以左手执报纸为
暗记。蒋介石这个独夫最怕别人暗算，每次外出必仔细看看两旁有没有这些人在为
他担任警卫；如果到远的地方去，也得先把特别警卫组的人派去布置好以后，他才
敢去。这个组先后由朱金骅、梁绍周任组长。
调整组积，更疯狂地反共反人民
保密局成立不久，约在一九四六年冬或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在对这个局处长
一级的大特务讲话时，着重讲了这个局以后的工作任务。我当时也是被召前往听训
者之一。当毛人风把听训者的名单交给他以后，他逐一点了名。他首先念念不忘地
一再提到死去的戴笠，极力赞扬这条走狗以毕生之力为党国效忠，要大家向他学习，
继承其遗志，在郑介民和毛人风领导下，再接再厉地发扬过去的成绩，保持过去的
荣誉。接着他谈到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说同共产党作斗争比过去同日本人与
汉奸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说稍不注意，不只危及党
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希望大家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
经验和教训，很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被调任云南省站站长时，毛人风特别调集了三十个左右的
省站站长，在南京举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所有
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地点仍旧是黄埔路中央军校后面他
的官邸办公室。他照例点名之后，首先对毛人民调整各省站长的办法表示极为赞许。
原来保密局成立后，毛人凤担心各省站站长大都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