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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奉行不同的原则，本来是可以安排受过训练的专家担任情报工作的，作战参谋
本来可以在估计整个作战形势时参考这些专家提供的情报。比方，同盟国甚至让召
募来的文职人员担任集团军群的情报军官而获得很大的成功。
第一流的智囊成为研究敌人的专家；由于用不着担心前程，他们既能在整个战
争期间保持职位，也能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德国人蔑视技术人员，称他们是
“技术负担”，他们觉得技术人员妨碍了作战（比如，装电话线耽误了指挥官的时
间，使指挥官丧失了主动权和势头）。他们没有认识到搜集和筛选情报将会产生什
么样的成果。情报参谋从属于作战参谋，这就进一步损害了德国的情报工作，因为
这样就迫使情报要千方百计地通过一个额外的指挥层次，而且削减了情报参谋在同
作战参谋观点不一致时可以向参谋长表达他的观点的权力。同别国的军队相比较，
整个德国制度不重视情报工作，在别国的军队里，情报参谋和作战参谋都是参谋长
的地位相等的直接下级。
有两个因素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战时缺乏一般参谋，促使军队让预备役军官
担任许多师的情报参谋，这些人实际上发展成为情报专家了。格伦极力要求情报参
谋至少同他们的作战参谋地位相等。不过前者总是被认为违背准则，而且从未占据
军以上情报参谋职位，后者并不调整作战参谋同情报参谋的主从关系。只是在后来，
防守的形势使格伦和情报参谋们能够不时地帮助司令官们保全人员和物资，军队才
真正开始缓慢地、勉强地、部分地改变它对情报的态度，但是改变得太少了，而且
为时也太晚。
一个相当不同的因素，削弱了纳粹国家的高级情报机构。这就是它的权力结构。
纳粹党人称它为“元首至上原则”，但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贝尔早就把它说
成是“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它损害了情报工作，既减少了情报的数量，又降低了
情报的质量。
在纳粹德国，唯一的权力源泉是阿道夫·希特勒。这纯粹是个人权威：他的话
就是法律。他的这种权力来自群众和领导人对他的信仰，把他当做革命使命的化身。
韦贝尔将这种权威同另外两种权威作了比较。世袭权威保持了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
侵犯性；古代埃及和满清中国就是这种典型。
法制权威力求合理地履行法定准则；这种权威通过一批有专长的官员实施，给
予他们一定的权力，来组成一个官僚机构。西方民主政体就是最好的典型。
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来自他人的信仰，希特勒的感召力在德国人中间唤起了狂热
的激情——远远超过世袭王朝或合理的宪制政府所能做到的。由于信仰他们的元首，
德国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修建高速公路，举行火炬游行，重建陆军和空军，
征服了大部分欧洲，撵走劣等人，净化了欧洲大陆。希特勒经常吹嘘他的政策取得
了多么大的成就。由于信仰他，精疲力竭的士兵即使在绝望的一九四五年还是奋力
作战。
感召力就是这样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有它的不利之处。具有感召力的
权威是没有力量的，最后，它不起作用了。
表面看来，严格服从元首的原则使得纳粹德国成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由一
个组织严加控制，显然，这个组织的指挥系统上自希特勒，下至最低层的领导人，
这就是常说的“铁板一块”。然而它的内部却象一个繁衍的蛇窠，每一条蛇都想把
别的蛇吞掉， 自己没有明确的任务或职权，只想赢得希特勒的垂青，以便加强自
己的权力——这就是希特勒至上的原则的实质体现。
由于民众不能对希特勒行使权力，他就不受法制或传统的权威的限制。他可以
任意安排他的人员和机构。他所希望的，事实上是要人员和机构重叠，让他的下属
互相竞争，他这么做可能出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因。第一，他相信通过竞争，强者
就会爬到上层。他在党内和党与政府之间运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第二，使机构
重叠可以保障他自己的权力，便于他控制。如果让一个下级在某个领域里独揽大权，
那就是把知识所赐予的权力让给那个下级；希特勒就成了那个领域里的那个下级的
俘虏。另一方面，把一个领域里的权力分散开来，让几个下级担负同样的责任，就
迫使他们为了有权而都来找他。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当冯克担任经济部长的时候，
希特勒任命戈林领导四年计划委员会；在戈培尔担任宣传部长的时候，他任命迪特
里希担任他的新闻秘书，他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成为陆军总司令部的竞争对手，
本来武装部队和纳粹党已经有了间谍机构，他又让里宾特洛甫建立自己的间谍机构。
但是这种办法效果不好。在情报方面，它使三方的机构浪费了宝贵而有限的政
治密码破译专家。它使互相竞争的这三方情报机构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耍阴谋·
施诡计、互相中伤和划分权限上面，目的是为了讨好希特勒，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
敌人。它窒息了本来可以帮助各机构作出决策的情报。希特勒不让施佩尔把情报送
给陆军总司令部；当邓尼茨想看外交部的文件时，还须得到特许。希特勒在一九四
零年一月十一日发布的“基本命令”中规定： “任何人，担任任何职务的，任何
军官，如果并非绝对需要，不得打听保密的事。”这一切使情报数量逐渐减少。
此外，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最终是不起作用的。它判断政策和情报的依据，不是
理智，而是（纳粹党的）信仰。希姆莱在萨尔茨堡对谍报局的军官们说，情报工作
不是基于对事实的忠实、客观的评价，而必须“依赖同一种族，同一血统的人民。”
伯蒂歇尔从华盛顿发回的报告似乎是正确的，因为他表达了犹太人在控制美国的观
点。这个纳粹国家的思想行为就是这样不合理。来自更强烈的感情力量的思想占了
优先地位，就保证了在发生争端的时候，思想性最强的权威总是取胜。因为这样，
纳粹党外交事务首脑里宾特洛甫撵走了担任外交部长的职业外交官冯·诺拉特。因
为这样，反希特勒的参谋总长哈尔德被亲纳粹的蔡茨勒所取代。因为这样，施佩尔
代替了托马斯。因为这样，希姆莱的党卫队首先把势力扩展到外交领域，损害了纳
粹思想不太强烈的外交部的利益，然后又扩展到军事方面，希姆莱担任了补充军司
令和一个集团军群的司令，损害了缺乏政治色彩的陆军的利益。也因为这样，党卫
队保安处并吞了谍报局。
虽然这种做法至少暂时在纳粹德国严密的制度内部行通了，但是在制度以外却
失败了。情报越是符合事实越好。但是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却背离了通往外界现实的
最有效的途径：理智。这样就不灵了。即使是希特勒的青年对元首的不折不扣的信
仰，也不能阻挡盟军的子弹击毙他。即使在思想上最相信斯拉夫人的低劣和共产党
人的懦弱，也不能因此击败苏维埃俄国。具有感召力的权威降低了德国情报的质量。
现在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达不到完美
的形式。法制权威的强有力因素一直存在着。正如德国庞大的官僚机构所表现的那
样。当这个官僚机构内部发生争端时——如谍报局和外交部在派遣特务到北非去的
问题上——他们就以合理的办法来解决。此外，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并不局限于纳粹
德国。在德皇统治时期，陆军三个部的首脑和几位野战司令官都可直接谒见他这位
最高军事领袖；海军方面也是如此。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新政的初期，他的行
政办法包括重叠管辖权和多任命一些官员，让他们互相竞争。
但是民主政体的权力基本上是合法的。这使它们能够形成统一的组织。英美联
合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然，人们也争吵，保留情报，建立帝国，但是他们的斗争不
是希特勒统治下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他们是法治而不是人治。这就加强了效
果。同时，宪制当局的合理统治，使得同盟国对世界的看法尽管有些主观，却比较
合乎实际，因而能够采取比较有效的行动。这种宪制政府的情报工作和纳粹德国的
情报工作所受的影响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
具有感召力的权威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