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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地谈到它们。
但是为时太晚了。他们的情报仍然水平低、数量少。德国的间谍混不进同盟国
的高级会议。德国的密码破译员攻不进同盟国的坚不可破的密码壁垒。以前对情报
工作的忽视现在得到了报应。
同盟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尤其是英国,他们一开始处于守势的境遇,迫使他们
建立起情报机构,以便预告侵略者的意图。他们派了较多的人到情报机构,在情报
工作上花的钱也比较多。情报有助于他们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的作用——
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尤其是如此,那时英国似乎除了情报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后来,当德军处于守势,盟军转入进攻时,同盟国尝到了广泛建立情报机构和较多
的经验所带给它们的甜头。同希特勒的情报相反,同盟国的情报水平高,数量多,
而且可靠。他们利用情报加快了胜利的进展。 不过德国人不能把轻视情报工作
的责任推给希特勒一个人。轻视情报有着久远的历史。普鲁士——德国承认,她被
夹在潜在的敌国之间,自然资源贫乏、人口稀少,这使她不能在消耗战中取胜。这
些因素,加上国内种种困难问题(压制这些问题的最容易的办法是奉行对外侵略政
策以达到民族的统一),注定了她要以战略进攻作为她的军事学说。一九一四年席
卷中立国比利时然后击败法国的施利芬计划,就是这种军事学说的最残酷的体现。
经过四个恐怖的年头,德国在一九一八年遭到失败,这使全体国民意识到在下一次
战争中必须以进攻战迅速取胜,希特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结果,他创造了闪电战,
给情报工作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不列颠的领袖们也不配得到因为建立了情报机
构而给予的各种赞扬。英国的环境使他们在开始建立情报机构的时间上大大占先。
她的岛屿的位置,使她很难象法国那样依靠陆军直接统治欧洲。她把国家的力量投
入到欧洲大陆上冲突双方的任何一方,就可以决定谁输谁赢,以此来间接统治欧洲。
这种力量均势政策,无论是主动办法,还是被动办法,都需要情报才能获得成功。
情报也有助于经济扩张,而经济扩张是英国的另一个力量源泉。因此,从女王伊丽
莎白一世时代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开始,或者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从更
早的中世纪末英王爱德华三世时代开始,英国就注重情报工作了。
那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国家对待情报的态度,可以被看作是它的地理
位置和国内动态的反映。英国是个海上国家,基本上是要防守:皇家海军未被称作
英国的矛,而被称作英国的盾。她需要情报。德国是个大陆国家,国内局势异常紧
张。她的军队是进攻型的,不需要情报。因此,她没有能发展情报工作。
这种根本忽视情报工作的状况,完全适合德国军官团中社会精华的胃口。他们
相信,侵略——他们就是靠侵略起家的——保护德国和他们的生活免受外来威胁。
而在德国内部,在军队里,他们不仅仅忽视情报。他们同情报工作作斗争。因为情
报工作威胁着他们的职业。
技术的进步自然产生技术人员。比方,在军事上,就有炮兵专家、铁路专家和
研究外国军队的专家。他们的知识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这个权力主要是他们可以
拿保留自己的知识相威胁,从而削弱他们国家的军事力量。这样的权力使他们能够
首先要求至少在军事部门内找到工作,然后进入军官团,然后再往上爬。现有的军
官抗拒这种侵犯,因为它夺走了一度属于他们的职业。
普鲁土一德国军官团比别的军官团要强硬得多。它的年轻德国贵族更害怕被免
职,因为他们既不能靠自己的土地生活,也不愿经商,他们别无去处。此外,自从
十七世纪末勃兰登堡选帝侯让这些反叛的贵族在他的军队里当军官,以便把他们置
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享受军官职位的世袭垄断权。只要他们来
到人世,就能获得军官职位。他们认为:唯恐丧失荣誉,指挥官们才不当怕死鬼,
只有贵族才享有荣誉,因此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领导部队;资产阶级炮兵专家,不论
受过多好的训练,顶多只能干瞄准大炮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年轻贵族正谋求禁止
他人争夺军官职位,尽可能不费力地将职位留给他们自己。用社会学术语来说,他
们坚决反对将权力世袭制度改变为论功行赏制度。
如同整个军官团那样,参谋部对技术专家在它自己的令人眼红的领域里争夺职
业的威胁进行斗争。在有些情况下,技术的压力太大,它只好屈服:铁路专家就是
个很好的例子。参谋部反对情报比较成功。在整个十九世纪,它似乎使自己的一方
拥有一些权利。四千年的军事史告诉我们,情报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参谋们相信,赢得战斗的胜利,要靠士兵、武器和意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是,当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看到法国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使事物发生变
化,因而它们在自己的参谋部内建立专门的情报机构的时候,德国人却没有这样做。
他们的参谋部照旧对情报采取利己的反对态度。
德军的参谋部认为采取这种态度是合理的,它说,既然有关敌人的情报只是整
个工作的一部分,指挥官应该把它当作自己整个任务中的一部分来处理。情报工作
被列入作战行动之中。既然参谋部指挥作战,它就负责情报方面的各种问题。其中
一个问题是情报工作是否应该作为一个专门部门分出去,参谋部排除了分出去的可
能性。它不需要军官学校的学员上情报课;有关敌人情报的种种问题一并列入战术
教案之中。它强调了超脱个别部门的特殊问题的重要性,把这些问题看做整个作战
形势的一部分。它认为,在战斗期间敌方出现不明情况时,激烈的作战将会澄清这
些情况。它排斥同间谍打交道的军官,理由是同这些骗子的交往已经毒害了他们;
一个研究工作者曾经说,它宁可要“高尚的无知,也不要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有用
情报。”它贬低情报,为了弥补,就过分强调指挥官的作用。因此陆军参谋总长阿
尔弗雷德·康特·冯·施利芬宣布, “要确定敌人将从集结地域开到哪里去是困
难的。骑兵和飞艇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报告一般都来得太晚。指挥官必须猜测或估计
敌人的意图。”
然而,情报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惊人的发展以后,即使德国军官也
不能再压制它了。他们看到,如果继续压制,将危害国家,由此而危害他们的地位。
因此,他们在野战参谋部设立情报军官,在司令部建立情报机构。但是他们是勉强
这么做的。他们的更大的保守性,既迫使他们,也使他们得以尽一切可能抓住他们
旧的权力不放。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继续拒绝给予情报工作以正式地位,而在
别的国家的军队里,情报工作早就有这样的地位了。他们为了使这种态度形成制度,
把情报参谋置于作战参谋之下。为了维护这种态度,他们几乎不开设讲授情报工作
方法的课程。
而且他们认为必要时就大力宣传这种态度。专家们取得的进步加剧了他们的紧
张不安,使二十年代的陆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把施利芬的观点更尖锐化了。
“捉摸不定和碰运气是战争的不可分割的特点,任何了解也把握不了它们,任何聪
明才智也看不清它们,只有指挥官的意志才能支配它们。……明确的意志是驱散黑
暗的迷雾和照亮不可捉摸的未来的唯一光明。”真正使他烦恼的是,如果情报机构
能赢得战争,那就没有人需要将军了。
现在毫无疑问,情报只不过是整个工作中的一部分,由作战参谋控制自己的人
员和物资,比由情报参谋提供的有关敌人的情况更为重要。
但是德国的制度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它自己的情报的质量。因为德国人觉得情报
是战术的一部分,他们常常让一般参谋担任情报官。由于作战参谋的职责更重要,
他们让比较优秀的军官担任这种职务,于是担任情报参谋的都是些次等军官。如果
他们奉行不同的原则,本来是可以安排受过训练的专家担任情报工作的,作战参谋
本来可以在估计整个作战形势时参考这些专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