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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在使自己适应于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与其它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更为宽广的实在之中，而且可以说，他还生活在新的实在之维中。在有机体的反应reaction与人的应对response之间有着不容抹杀的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下，对于外界刺激的回答是直接而迅速地作出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回答则是延缓了的——它被思想的缓慢复杂过程所打断和延缓。初看起来，这样一种延缓似乎是一种很成疑问的进步。许多哲学家都已经警告人们提防这种表面上的进步。卢梭说：“沉思默想的人乃是一种堕落的动物。”超出有机生命的界限并不是人类本性的改善而是退化。
然而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防止自然秩序的这种倒转。人不可能逃避他自己的成就，而只能接受他自己的生活状况。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人在理论领域中的这种状况同样也表现在实践领域中。即使在实践领域，人也并不生活在一个铁板事实的世界之中，并不是根据他的直接需要和意愿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正如埃皮克蒂塔所说的：“使人扰乱和惊骇的，不是物，而是人对物的意见和幻想。”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修正和扩大关于人的古典定义。尽管现代非理性主义作出了一切努力，但是，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并没有失去它的力量。理性能力确实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固有特性。神话本身并非只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只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的或概念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又绝不能赋予神话结构以理性的特征。语言常常被看成是等同于理性的，甚或就等同于理性的源泉。但是很容易看出，这个定义并没有能包括全部领域。它乃是以偏概全〔parspro toto〕；是以一个部分代替了全体。因为与概念语言并列的同时还有情感语言，与逻辑的或科学的语言并列的还有诗意想象的语言。语言最初并不是表达思想或观念，而是表达情感和爱慕的。甚至康德所设想和描述的那种“在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也仅仅只是纯粹的抽象而已，它仅仅表达了理想的样式，仅仅表达了真正的和具体的宗教生活的幻影。那些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的伟大思想家们并不是经验主义者，他们也不曾打算作出一个关于人的本性的经验陈述。靠着这个定义他们所表达的毋宁是一个根本的道德律令。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第三章 从动物的反应到人的应对
依靠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我们也就达到了进一步研究的第一个出发点。但是现在必须稍稍发挥一下这个定义，以便给予它以更大的精确性。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我们有权利把这些条件看成是人所特有的天赋而与所有其它有机存在物不相干的吗？符号系统〔symbolism〕难道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追溯其更深的根源，并且具有更宽的适用域的原理吗？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那么看来我们就必须承认，对于在人类文化哲学中历来占据注意力中心的许多基本问题，我们都是全然无知的。语言、艺术、宗教的起源问题就成为不可解答的，而人类文化则成了一种给定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是孤立的，因此也就是不可理解的。
科学家们总是拒绝接受这样的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一直以极大的努力把符号系统这个事实与其它熟知的和更基本的事实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一直被认作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但不幸的是人们极少带着真正的开放精神来探讨它。从一开始起，它就被另一些属于完全不同的讨论领域的问题搅混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变成了形而上学的争论，而不是给予我们对现象本身的不偏不倚的描述和分析。它成了引起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唯灵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争论的原因。对于所有这些体系来说，符号系统的问题成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未来形态似乎都以此为转移了。
对于问题的这个方面，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因为我们对自己提出的是更为谦虚和具体的任务。我们将努力以更精确的方式来描述人的符号化态度，以便通过对比把它与存在于整个动物界的另一种样态的符号化行为区别开来。毫无疑问，动物并不总是在直接的方式下对刺激物作出反应的，它们具有间接反应的能力。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所谓替代刺激物的极为丰富的经验证据。而沃尔夫J。B。Wolfe所作的一个有趣的实验则证明了“象征性奖赏”对类人猿的有效性。动物能学会对用来代替食物奖赏的各种象征物作出反应，就象对食物本身作出反应一样。在沃尔夫看来，各种各样的以及长时期的训练实验的结果已经说明，符号化过程存在于类人猿的行为之中。耶克斯RobertM。Yerkes在其最近的著作中描述了这些训练实验，从中得出一条重要的普遍性结论：
“〔类人猿等的〕符号化过程确实是相当稀少并且很难观察到的。人们完全可以持久地怀疑它们的存在，但是我猜想，它们不久即会被看成是人的符号化过程之先例。这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达到了最令人兴奋的发展阶段，而这时，重要的发现似乎就将来临了。”
对这个问题的未来发展作任何预言都是为时过早的。这个领域必须为今后的研究始终敞开大门。但另一方面，对经验事实的解释总是依赖于某些确定的基本概念的，这些基本概念是必须在经验材料能取得其结果以前就被澄清的。现代心理学和心理生物学就考虑到了这一事实。在我看来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看来不是哲学家而是经验的观察研究者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他们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归根到底不仅是经验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逻辑的问题。雷弗兹Georg Révész近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就是要说明，所谓动物语言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可能在动物心理学的纯事实基础上得到解决。每一个以公正和批判的态度考察过各种心理学文献和理论的人，最终都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问题不可能依靠只是归结为动物的通讯方式和动物靠教授和训练所获得的某些技能就可以弄清楚的。因为所有这些技能都可以有各种极其互相矛盾的解释。因此，归根到底必须找出一个正确的逻辑出发点，——一个可以引导我们对经验事实作出符合本来面貌的可靠解释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言语的定义。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先给出一个现成的言语定义，而是从尝试性的探讨着手。言语并不是一个单纯而统一的现象，它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组成的，而这些成分无论在生物学上还是在分类学上都不是处在同一水平面上的。我们必须努力去发现这些成分的秩序和相互关系，就仿佛必须去区分言语的不同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