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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类似于“技进乎艺，艺进乎道”的自我否定过程。在敏锐地把握到新世纪中国小说“技术隐退”的新趋势时，作者有这样的深层反思：“我们承认，这种技术的进步对于中国小说的意义，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这种‘技术’和形式究竟是小说的阶段性目标，还是小说的‘终极’目标？如果它是‘终极’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获得在小说创作上持久不断的创造动力？” ① 沿着这样的思路，吴义勤从朴实、朴素，在技术上近乎“无为”的小说中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技术含量：“这种‘无为’却无疑更能显示作家的‘内力’与‘真功’。因为，夸张的形式和繁华的“技术’可能正是对作家局限与不足的一种掩盖，它有一种‘藏拙’、‘遮丑’的功效。相反，越是朴实的，越是简单的，才越是难以表达的，才会对作家的能力构成真正的考验。” ② 从“技术至上”到“技术隐退”，小说从繁复的形式演练走向简单的“本源美学”，吴义勤的审美考察也从激昂走向内敛，从表象抵达本质。批评家和当代文学创作的进程共同成长，准确地把握了不同文学发展阶段的首要目标与潜在弊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西方文学长期隔绝的中国文学急需技术上的“补课”，但这种阶段性任务并非终极目标。正是为了避免技术上的矫枉过正，吴义勤敏锐地提出了超越技术的话题：“小说走向朴素与简单，并不是小说艺术上的倒退，而是一种艺术上的自我涅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被内化、被升华成了真正的艺术血液与艺术需要，而一度被‘技术’遮蔽、为‘技术’所伤的小说本源性力量则得到了复苏与唤醒。小说重新与生活、与现实、与人、与情感、与精神、与故事有了血肉相亲的直接关系，又重新获得了人学力量、现实力量、思想力量与情感力量的支撑。” ③ 作者在《告别“虚伪的形式”》中讨论余华的成功“转型”时，有着同样精彩的论述，倡导文学从形式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回归广袤的大地，根深叶茂地扎根于中国的现实沃土中，又以灵动的想像拥抱艺术的天空，像自由生长的树枝一样伸展着形式的智慧。
偏激的“技术至上”有舍本逐末的意味，但无视形式的宣言、喊叫、议论、说教会更加粗暴地伤害小说的艺术本体。鉴于此，在论述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的《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中，吴义勤表达了对“裸露思想”的拒绝：“作家终究不是传道士，他同样只是世界的探求者、追问者，而不是真理的代言人。真正的思想性是引领读者一同思索、一同探究、一同警醒、一同‘思想’，而不是告知某种‘思想成果’、‘思想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思想’从来就不是艺术的添加剂或附属物，它在一部小说中之所以是必要的，本质上正是因为它本就是艺术的一个必不可缺的因素，一个有机的成分。或者说，思想其实也正是艺术化的，它就是艺术本身。” ①
思想的艺术化与技术的内在化，正是“人文技术主义”的灵魂所在。问题在于，人文与技术的结合途径以及相互间的制约关系，毕竟不是一个数学与物理问题，我们无法讨论其构成比例与分子结构，这不仅是对吴义勤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批评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考验。在吴义勤的批评话语中，“可能性”是其关键性词汇，他以开放的、包容的、富于预见性的眼光，审视着包含无限可能性的文学发展状况和进程，注重对不成熟的、在困境中不断探索的文学力量的发掘与鼓励，善于从不完善的文学状态中发现那些寻求进步的潜在倾向。“可能性”对现实的不满足才能够发挥其创造性，才能够刺激文学的进步。“可能性”是文学永不止息地向前推进的内在动力，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潜在的新因素，它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在这种意义上，“人文技术主义”同样是一种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