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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着无法消弭的性别特征。戴来的小说语言却不这样，她的语言极度松弛，节制而不夸张，情绪和语感的控制非常到位，具有一种游戏化的色彩和梦态深沉的气息。在戴来这里，我们看到，与自身性别相关的对语言的运用方式遭到了拒斥，她已经改弦易辙，操作起了与男性接近的话语方式。四是对于理性化和寓言化的写作策略的坚持。与时尚女性写作的感性之风不同，戴来总是追求对于世界、对于人性、对于生活的某种深度表达，她的小说总是横亘着某种象征性、寓言化的深度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她笔下的人物、笔下的生活、笔下的场景，都既是感观的、具像的，又更是抽象的、隐喻性的，在它们背后戴来总是赋予其隐藏的形而上意义。可以说，戴来正是在抛弃女性化语言外衣的过程中获得了醒目的男性化风格，但戴来与男性作家的写作差异之处在于，她在营构“深度模式”的同时还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致力于对小说情绪和生活中那些微妙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人生细节的捕捉。戴来不擅长讲故事，而她却能将人物细微的心境察觉出来，以此作为对生活深处所藏秘密的勘探和挖掘。戴来似乎迷恋于这种写作方式，她的小说不论篇幅长短，基本上都是这种写作方式的生动注解，她的小说的人物总的来看没有什么差别，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类同性”，但是在每一部具体的作品中，“他”的心绪、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却又是微妙而不同的。这充分体现了戴来在人物心理的捕捉与体验上的特殊才能。
除了追求一种超性别叙事的美学风格外，戴来对于小说意象的营构也极为用力。对“门”这一意象的开掘在戴来的小说世界建构中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门”的象征寓意在戴来这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实际上是与戴来所要揭示的“生活深处”的真相紧密联结在一起。“门”是通向生活深处的必经之处，它的多重意蕴传达出了人物与世界之间的多维关系。首先，“门”与“逃避”。门是一个把自我和外界隔离的屏障，受伤的人可以逃避开外界的纷杂侵扰，回归到自己的独立空间里，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庇护的场所，一个无力抵抗外界强力的自我藏身的家园。在《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中，安天受到了两件事情的夹击：一是高光向他倾诉妻子与人偷情，高光的烦恼在倾诉中一点一点地嫁接给了安天，高光获得了解脱，而无辜的安天却背负了这些与自己毫不相关的烦恼。二是安天与盖兰拖拖拉拉的关系，盖兰想要的是婚姻，而安天无力支付她。小说写道“安天清楚自己的生活一直有问题，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可这些年来，他总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地装作没看见，试图绕过它们。”焦躁的安天试图绕过横亘在他面前的这些烦恼，可实际上这只是自欺欺人，即使他躲在屋子里，还是有新的烦恼（敲错门的老人）在敲他的门。“别敲我的门，我不在”，这是烦恼者的言词，是虚妄而无力的拒绝，是绝望者的呻吟。显然，安天对现实的逃避并没有因为躲在门里而获得清静，没有什么世外桃源可以诗意地栖居，生活的雾霭笼罩着门里门外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我们看到，逃避只会存在于幻想之中，却失效于现实面前。其次，“门”与“选择”。开还是关？进还是出？门前的选择有时让人犹豫不决甚至进退维谷，自由的人在选择面前也会变得不自由起来。《要么进来，要么出去》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面对选择时的窘困状态。刘洁的夜不归宿让安天牵挂又厌烦，他与她（她是他的房东兼女友）的关系越来越糟，安天出去寻找新的住所。第一个房主是个酒鬼，他要求安天具备两个条件才行：不能讨厌酒和喜欢谈论足球。安天是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但他忍受不了他的醉态，不会租他的房子。第二个房主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唠唠叨叨，这也让安天难以接受。经过一天的奔波，安天又回到了刘洁的住所。刘洁对他说，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出去仍旧没有解脱可言，进来意味着抵抗的失败，旧有的生活惯性的继续。对于安天这个可怜的小人物来说，抵抗只是给自己尊严下一个台阶，自己为自己在内心中挽回面子，并非真正的决绝态度。人的精神在现实的物质面前溃败了，所谓的选择化成了泡影，习常的烦恼生活还在安天那里依附延续，他又回到了“门”中。再次，“门”与“拒绝”。“拒绝”是一种行为主体强硬的态度，它与无奈之后的“逃避”和犹豫不决的“选择”划清了界限。“拒绝”表明了人的主体性和行动性，拒绝的人远离了后退、麻木与委曲求全，面对生存之境他坚持提出自己对生命的要求以及对彻底透明性的要求。在戴来的小说中，这样的拒绝者并不多见，《把门关上》中的于军是一个例外。于军拒绝了丁学松的生活方式，在他眼里，丁的耽于幻想不切实际、装模作样故弄玄虚、“光辛苦不收获”的受挫感情都是荒唐可笑的。他对丁学松的嘲笑和审视是不遗余力的。虽然于军的价值标准和情感态度有时也难以理清混乱矛盾，但他在戴来小说中有着独特的意义，即他是一个能思考的人，他怀疑爱情、鄙视空想、排斥虚无。一切的价值目的和意义形态的信念在他眼里都是虚妄的，他接受的是一种最真实、最牢固的生活。小说在最后丁学松要离开之时，于军说了一句“把门关上”，这是“拒绝”者发出的声音，这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在这里终于出现了断裂。
戴来在小说艺术上的智慧还表现在其小说的“戏剧性转折”上。一般来说，戴来小说的叙事是松弛的，这种松弛既与主人公们无所事事、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和迷茫困窘的精神状态相对应，也与戴来对叙事节奏的出色控制能力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上说，松弛并不意味着平淡，也不意味着戴来的小说就没有内在的紧张。事实上，在松弛甚至不经意的叙述中，戴来常会给人以一种尖锐的刺痛。这种尖锐的刺痛感来自于小说的许多方面，既可能源于对人性和人生的解剖的深度，也可能源于对某种生存真相的揭示，而表现在艺术上“戏剧性转折”的运用可以说就是这种尖锐感的直接印证。这种不同凡响的“转折”往往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它不但让小说获得出人意料的突兀惊奇的阅读效果，而且使小说内部形成了大面积的对比、反讽等矛盾张力，从而推进了小说戏剧化的进程。《我看到了什么》对此表现最为突出。主人公安天从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从一辆形迹可疑的车上跳下来，往垃圾筒里吐了一口热乎乎的精液”刺激得他兴奋起来，到等待那个女孩出现幻想与她也来上那么一回，再到幻想过后心平气和地回家，这基本上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写一个无聊男人情绪的起伏转换。本来我们以为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不料小说在结尾处峰回路转，出现了点睛妙笔，回到家中的安天却看到了妻子与别人在床上偷欢的情景，无与伦比的嘲讽意味就这样油然而生。《外面起风了》等作品同样也具有着“戏剧性转折”的强烈效应。在四十年前的战斗中被枪打掉“小弟弟”的老王捡回了侄子丢给他的玩具枪后，他竟然把枪口伸进了给他带过绿帽子的老婆体内。《然后就杀了他》中的“我”被班主任丁思逼迫着承认了莫须有的丑事，弄得身败名裂饱受冷落嘲笑，但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却说了这样的话：“有一个愚蠢的念头，我一直没对谁说过，那就是，我要用我的身体向丁思证明我的清白，然后，就杀了他。”《我是那个疯子》中孙鸣健来到了魏玮这里寄宿，他的死乞白赖让魏玮厌恶但又不好撕破脸皮下逐客令，情人节这天孙鸣健终于主动离开了。小说对魏玮烦恼情绪的描写极为到位，并且穿插了孙鸣健在作家班进修时的种种拙劣表现，当然，这些只是小说情节展开的背景铺垫，它们统摄为一体靠的是小说在结尾处巧妙的谜面设置和谜底揭开。毫无疑问，被勒死的女人与孙鸣健、与小说结尾时魏玮发现屋子里的“那根绳子不见了”三者之间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戴来是一个有自己风格的作家。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的确是写作高度的一个见证。平庸的写作者永远都不会写出自我，写出独特，当然更写不出精彩和深刻。拾人牙慧、卖弄形式、编织离奇、对现实世界缺乏一种洞察和判断、或者遁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