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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怎么啦，是体温表打碎了吗？”我摇摇头，用手 做了一个头晕的姿势。她便过来注视了我一下，口中轻轻地惊呼了一声，便快 步跑了出去。一会儿，她拿来了血压计。这时我的血压已量不出了。我想：怪 不得有人割断血管自杀，原来真是没痛苦的。
那天值班的是一个张医生，据称是监狱医院的第一把刀，还是个美国留 学生，我等他来了，就在纸上写下Nearly shock I need oxygen的字样，我的 目的是希望他知道我也是知识分子，希望获得他的同情和照顾。他一看，马 上下令去取氧气瓶，原来那医院只有一只氧气瓶，还是从另一病人鼻上拔出来 给我用的呢，真是抱歉了。然后他安慰我一番就走了出去。
那手术医生停了下午的门诊上楼来看了一下，她已无能为力了。到了四 时许，我又被送到楼下的手术室，原来幸而那时监狱医院前面的虹口区中心医 院还未下班。请来了该院的主任医生。我被平绑在手术台上，两脚都吊了输液 的针。一条手臂接上了血压表。忽然听见一声
“你怎么不打针了？”
被问的护士说“血管这样瘪，我打不进呀。”
医生责道“打不进就不打了吗？也不说一声。”于是换了一个手段好些的 护士在我另一手臂也输上了液。
然后对着鼻孔喷着氧气，医生又问
“你灌肠了没有？”
我摇摇头，他说“那你要坚持一下。”
接着又紧了一紧绑我的皮带，撑开我的嘴，又喷了药就动手了。这时我才 知道早上的针灸麻醉是骗人的。
医生对狱医说“你看，留了这样一个残根怎能不出血？”就再次把残存的扁 桃体割完，这时已需要用针逢创面了。他边缝便教那狱医说“你看，这不和缝皮 鞋一样吗。”缝完后又用棉球压迫止血了好一阵子，就把我又送回病房。他们商 量了以后，又在我的一只不吊针的手臂上给我输了两袋血和一袋血浆。
那时还没有很细的针头，吊针都是在臂弯处进针的，两只手都挂上针就完全 动不了，何况脚上也在输液。到了深夜，总算输完了。我略一伸展手臂，忽然又 一阵恶心呕出了一大口血。张医生又被请来，他似乎毫无办法，一面说替我再输 血，一面去找救兵了。不一会儿，那医院的副院长来了，是个年轻的军医。他看 了一看我的咽喉，就说了许多人民政府如何讲人道，如何对犯人用最好的药，要 我放心云云。实际上什么措施也没有。其实，他是对的，什么措施也不必要的，因 为缝针处并未出血，那吐出来的还是白天吃在胃里的血，虚惊一场而已
那位号称提篮桥第一把刀的张大医生到底有多大本领呢？我后来听劳 役犯说，他竟然做痔疮手术也死了人。那是一个老者，手术后出血，他竟 想出了在肛门内塞一段自来水水管去止血。老人被塞了水管，不舒服，胃 口全倒了。而劳役犯则巴不得他不吃，可以吃他的饭。几天下来，一道冤 魂就上了西天。老人死后，张医生叫马上把水管拿出来，说下次还好用呢。
同病房另一个病犯是个被判二十年的间谍。我初一听其罪名吃了一惊， 总算碰见一个真反革命了。不料一问之下，免不了发笑。
他原因家穷去香港谋生，当了海员。文革时来沪探亲，见到了他的姑妈。 他那姑妈是南京路某著名钟表店（记不清是亨得利还是亨达利）的老板娘， 对他说：“不得了啦。我的外国股票全让抄家的给拿走啦，我的好侄儿，你 帮帮我，回到香港后帮我去挂挂失。”就这样他回去做了这件事。事后，抄 家的不知怎的知道了，对老板娘严刑拷打，老板娘心想我侄儿已去了香港， 你们也奈何他不得，就招了出来。时隔几年，侄儿的老婆要生孩子了，想着 大陆上费用便宜，来了广州。于是被捕，这就是他的间谍大罪！
我在监狱医院住了几天，又被送到八号监。在关进一间牢房时一看门上 插的姓名牌，心中一喜，原来里面关着杨兆龙。我们谈得很投机，交谈了当年 复旦反右运动的事情。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杨兆龙是江苏省常州人，小时出身很苦，放过牛。是亲戚资助他读的书， 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一个民事法庭里当推事。然后考取了当时的公 费留学，193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因为他成绩卓著，哈佛大学 出资送他去了德国柏林大学，又得了个博士学位。于是回国，受聘于国民政府， 后来官至最高检察长。那是一个终身职。
他有一个妹夫是地下共产党员，在其影响下，他挽救了许多被捕的共产党 员，他说他也曾企图营救王孝和，但因其破坏发电机证据确凿，而且此事连蒋 介石也关注了，未能救成。
共军渡江南下时，他受命去广州，但在其妹夫的动员下，他留了下来，以 至国民政府在广州发布了通缉他“携印逃跑”之罪。
南京解放了，许多共产党人来看他，握着手谢他救命之恩，他也在人民政 府中有了职位。不久，他感到与一些党员干部（指的陈其五）难以相处。便离 开了官场到苏州东吴法学院当院长。不久，该法学院解散，他到了复旦大学。 复旦的法律系说他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拒绝聘他。他说：
“幸亏我因为有亲共的思想，在美国时学的第二外语是俄文，会教俄语， 才免于失业。”
1957年，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 的程度”而官运亨通的柯庆施请他和王造时吃饭，席间说：你们都是法学家，我 们国家法律不健全，请你们多写文章。就这样，他们都上当受骗成了右派。
说起王造时，他说那时王去过北京，周恩来请他吃饭，说你们七君子， 解放后除你以外都当了官，是不是也安排你出山当个副部长呢。王听了很得 意，回来到处对朋友们说，这也促使了他的鸣放。
打成右派后，杨兆龙先是被降职降薪。后来他的儿子企图到国外去，被 以叛国罪判了十六年刑，他则以“幕后策划”之罪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遇见他时他已很衰老了。是因为心脏病住在八号间里。他天天在写东 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歌颂秦始皇的文章，我就大不以为然，问他难道真 认为秦始皇值得歌颂吗，他说当然不是，那我就说你又何苦破坏自己的一身名 誉呢。他说；
“任何在强制的条件下写的东西都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我已判了无期徒刑， 只有这一条路可争取了。”
我就向他指出，这是无用的，一个狱卒又怎么可能决定你我的命运呢。英语 中狱卒叫turnkey不过是转钥匙的而已。在此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可能 折磨我们罢了。他听了点头称是。但他向干部递纸条却使其他人犯了疑心。以为 他是在告密汇报。有一次放风，在走廊里来回散步时，他站在一个报栏前看报， 一个小流氓就隔着报栏从下面去撕他破皮袄下挂下来的皮。这事被我看见了， 我就指责那小流氓，不料那家伙不服气，和我扭了起来，幸而被人拉开，那小子 被人一拉，心脏病就犯了，被人送去急救，要是我揍了他可就糟了。
我和杨老先生愉快地过了十几天。后来又回到了放马场。隔了一阵我收到了 杨的一封信，他就写白茅岭农场李某收，居然也收到了，信中说他获得了特赦， 发了一套衣服，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他去了杭州郊区跟他女儿过。
我仍在病号组或蔬菜组，并坚决要求不吃盐，虽然吃得差些但有两个好处， 一是免去了和大家分菜的麻烦，那也是很不卫生的。二是人们都相信不吃盐就没 有力气。于是我有了做轻劳动的借口。这时，一方面由于劳动不重，二方面干部 的精力全被文革中来的那些小青年所吸引。这些人不是打架就是偷着吸烟，忙得 干部不亦乐乎。我就等于得到了掩护。我还碰到了三位好学的青年，我编写讲义 教他们学数学。这时，同来的人中开始有人出狱了，我通过他们带过几次申诉信 出去。因为在狱内是不允许公开上诉的，那就犯了不认罪服罪的大错，要被批斗 的，人人都必需象唱山歌一样唱认罪服罪的调子。干部们也明知这是假话，但就 是要你唱。有时我故意说些如
“我的思想反动，竟然会不相信大跃进亩产万斤的明显事实”等反话，引得 大家捂住嘴笑，干部们也奈何我不得。
1976年9月我正在脚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