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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十分钦佩他的勇敢和幽默。的确用极简单的几句话揭露了这帮人的 为非作歹。平时那几块木牌牌就装在一个布袋里挂在办公室墙上，这是他们扮 演法庭时用的道具。几分钟就演出结束判了一批人的刑，孔祥瑞被判了七年。 不久，拘留所的气氛缓解了一些，我们这个小号被取消了。我被关到了大房间， 很巧我的铺位正在孔祥瑞的旁边，那时他已被判刑，只等着送出去劳改。大房 间里关了几十个人，空气污浊，孔说
“只要每个人放一个屁，这些屁出不去就够臭的了。”的确，这里的人大多 已结案，所以也盼望着离开拘留所。我们可以出工劳动，这可以透透空气，还可 以有劳动饭吃。但是拘留所人多地少，一般并不强制你去劳动。而象孔祥瑞那样 判了刑的则不许劳动，怕他跑了。我就趁此机会常常不出工和他谈天说地，也向 他学了不少医学知识。
那时分流庙拘留所有两个级别低的干部，我们叫他管理员，一个吴管理员是 管杂务的，另一个何管理员大概农民出身，管生产，带队出工。此人五短身材， 为人很刻薄。每次挑选十余人出工，回来时，站队报数点名完毕就发吃劳动饭的 筹子。筹子是竹做的，上面涂了红漆，涂全红的叫大红袍，加的饭较多。其次是 一条杠和二条杠，加的饭少。何管理员总是发出一二个大红袍给他认为劳动好的 人，然后也许还有几个拿到二条杠的，随后便将剩下的一条杠朝地上一掷，让众 人俯身去拾。
拘留所有三个场员，两个是厨子，一老一少。另一个年迈的姓王，管些杂事， 开饭时跟出跟进，对吃劳动饭的人按筹发饭不敢越雷池一步。连发水也如此，一 人一杯决不多给。有人想多些，就哀求他说自己生病，那就要看他高兴了。那讨 水的人也妙，先是喊他“老王伯伯”要不到水时就拖长了声音，喊成“老王…八” 他也不理会。
有一天傍晚，关进来了一个年岁大的，他身材不高，衣服整齐，两眼炯 炯有神，留着一些小胡子，眉宇之间自有一番豪气。老先生在房间里踱了几圈 后站在门口，通过门斜对面外墙上的窗户观看着。我走到他身边，听见他反复 地在吟诵着“闲（38）看门中月。”我便说：“老先生在对对子吧，我试试替 你凑上，不过对得不好不要见笑。”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便接下去说：“怒对 奴下心。”他想了一想，明白了我所指的意思，就点头说好。等了一会儿，他 问了我的来历后，摇头叹息说：
“在国民党政府时监狱里关了不少青年学生，想不到现在仍然如此！” 我就请教他的经历，他很详细地说了。
老先生名叫谢郎虎，是位画家。抗战前期，他相信了共产党宣传的抗日政策， 加入福建省人民政府。失败后被捕入狱，整个抗战时期被辗转关在有名的白公馆、 息烽等地。抗战胜利，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时他得到了释放。此时，他已举目无 亲。释放他时官员对他说：你既无出路，就介绍你去一学校教书吧，可以发挥你 的专长。他就这样在四川省的一所学校里当起了美术教员。生活还可以，也娶了 妻室。
几年后，有一天他去取薪金，无意中看见他自己名字上有一个中校头衔，便 提出疑问。那人回答道：“我们这里人人都有军衔的。”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一 所军统办的训练特工人员的学校。他为此大怒，辞职而去，到了上海，以卖画为 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作品是工艺美术品，如画印花被单之类，很受欢迎， 生活也不错。
50年代初肃反运动中，他以国民党军统中校特务之罪被捕。在监狱中关了几 年，总算澄清事实，未算他是潜伏特务而被放了出来。出来后他当然仍要靠卖画 过日子。原来那时工艺美术作品是由外滩某处统一收购的，他送去了几次，都被 婉言谢绝了。他感到很奇怪，便提出疑问：我的作品向来是受欢迎的，从来没有 打过回票，难道现在画的不好了？对方被追问了几次，实在含糊不过去了。便对 他说了老实话，原来他被捕以后就上了黑名单，明命他们不得收用他的作品。
他当然不服，去区政府提抗议，说是为了拥护共产党才吃了多年官司的，还 被共产党误关了好几年，怎么现在倒把他的生路都断了呢？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 有一次，区政府的官员对他说：老先生，你年岁也大了，何必一定要在上海卖画 为生呢，我们安排你一个去处，那里有山有水，山明水秀是个画画的好地方，养 老的好地方。
就这样，他被骗到了白茅岭农场，当然他也无可奈何。初来时这个民政局 的农场也还过得去，民政局的干部知他来历也不难为他。后来公安局接管了农场， 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现在在分流一队，那队的张管教队长很不尊重他，往往和 他闹起来，这次就是吵翻了被送了进来。
大家听他讲了关过白公馆、息烽，就都凑上来根据红岩小说的事问长问短， 他嗤之以鼻说：那有此事，便也不多谈。没几天他就被放走了，据说是换了一个 队，所以我后来虽也去了分流一队，却没有再见到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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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繁体字的闲字是门中一个月字，这里计算机没有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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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天，春耕时分的一天清早，吹哨点名叫人。原来是那几位被判刑 的人要被送走了，孔祥瑞当然也在数，我离开了一位好朋友。当晚，送他们的 车回来，却把那癫痫病人原车送回，场员小王边帮着他下车，边学着军天湖劳 改农场干部的口吻说道：“怎么送来的都是七倒八歪的，还有一个疯子！”原 来什么判刑不判刑的，其实就是在劳改农场间交换劳动力。这里送去的人都已 在拘留所关了许久，饿得骨瘦如柴，对方见了实在不满意，便把病人退回来了。 他的案子也竟因此不了了之，几天后又送到不知什么去处去了。
在开始陆续放人的时候，忽然一天，陈队长恶狠狠地跑了进来，把关在我 隔壁号子里的顾国中即丁侠民叫了出去。不一会儿，丁被上了脚镣手铐关回来。 过一天，他找机会对我悄悄说：”我不小心，把自己的事说给了另一个右派听了， 不料他出卖了我。我此去凶多吉少。将来你要是有机会到上海，我有一个妹妹名 叫丁永梅，是青浦白鹤镇农业中学的教师，希望你能代我向她问好。”
不久，他被带着镣铐押走了。70年代我被判刑关在提篮桥监狱，曾在大刑犯 （即被判刑16年以上的犯人）放风的人中远远地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很象他，但不 能肯定。80年代我平反回沪后曾去打听过他妹妹，但连那农业中学也已不存在了， 未能完成难友之托。
拘留所关的另一个学生的故事也说来有趣，他叫张志生，是西北人，原在兰 州的石油中等专科学校里读书。困难时期，饿得发慌，他就用画笔画了粮票在学 校的食堂里买饭吃。后来这事被发觉了，学校里要批斗他；这时他学校的校长和 党委书记正在北京开会，他便逃到北京去求救。他果然到了北京，也在宾馆里找 到了他们，他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情形，他们对他好言安慰，叫他放心回学校， 他们会打电话去说的，不会处理他的。他也只能回去了。
但在半路上，他想想不放心，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学校人事部门，电话中 他压低了喉咙冒充党委书记问：
“我上次说的那个学生张志生的事你们办得怎样了？”对方一听马上汇报说：
“办好了，办好了，一等他回来我们就送他去劳动教养。”
他一听，好家伙原来是这么回事。便想到了只有逃跑才是出路，但也不敢逃回 家去连累家人，就天真地想经由深圳逃到香港去。他果然跑到了广州，在广州车站 卖票窗口递上钱去要买去深圳的车票。窗口的人说：“你去干什么？”他听了一慌， 但仍不动声色地说：“去看朋友。”“你的朋友在那边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他就随口答道：“叫张志生，做工的。”“是在铁路上打短工吧。”那人想当然地 问他。“是的。”他也顺水推舟地回答了。那人拿起电话，接通了深圳，谁知那里 确有同名同姓的人，问“他们在吃饭呢，要不要去叫来听电话。”这边说“那就不 必了。”于是他就顺利地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