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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论者一样，福特对一切事物都不相信。他写道，“狮于星座的镰刀形的6颗星……象一个大问号在天空中发光……上天才知道一切的答案”他又写道，“我什么也不相信。我闭门守拙，不听历代贤哲的遗教，不听亘古以来那些伟大导师的训诲，也许正是离群索居才使我特别好客。我关闭前门，拒基督和爱因斯坦于门外，但我却打开后门，向小小的青蛙和海螺伸出欢迎之手。”
福特可以这样写，“我对自己写过的东西全不相信”，但是，他不相信他所读过的一切，这可是值得提到的大事了。他在《野性的天赋》一书中说，“在本书中，我……明白地把一切都称之为虚构”，但是他又紧接着说，是象牛顿的《原理》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象数学原理，是象一切美国历史书那种意义上的虚构。
福特怀疑一切，也包括他自己的种种推测。他那些高明的崇拜者坚持说，他并不是科学的头号敌人，他不过是反对那些忘了一切知识都具有短暂特性的科学家们。他们要强调的是福特主义的合理、健全的一面。没有不容置疑的科学理论，这是不错的。一切科学“事实”，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而要不断地加以修正，这也是对的。任何名副其实的科学家，不可能有别样的想法。但是，科学理论能够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被证实，这也是事实。福特对于这个基本事实却视而不见，其谬误和不健康的一面，正是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如果一名贝克街小分队的队员开始认为福尔摩斯确有其人，那么一切美好的游戏趣味就会消失。同样，当一名福特派的成员认真地相信，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同样荒谬时，那么，福特协会的丰富的幽默感也会消失，而让位给无知的嘲笑。
福特本人承认说，虽然一切事物都是连续的，但也存在着“不连续性”。他以他特有的方式来加以说明。他说，从显微镜下看来，某些生命的形式无法说明它们是动物还是植物，但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区别河马和紫罗兰这些迥然不同的东西。显然，福特绝没有想到，既然承认了这一点，在真实性很大的理论和真实性极小的理论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就是可能的了。
有必要稍为详细地说明一下这个问题，这对于本书中所涉及的每个问题都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够区分真理与谬误、科学与伪科学，那么，本书还不如去简单地介绍介绍牛顿和达尔文这些人物呢。一位象样的福特派一定会说“当然！”但是，事实很明显，我们能够加以区别。当然也会有许多介于两可之间的情况，如红与黄之间有橙黄色，遇见类似的情况我们就不能断然地说某种理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或是不屑一顾的，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但是，类似河马与紫罗兰这两样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就能够区别爱因斯坦著作的科学价值和维利科夫斯基的贡献。我们姑且承认爱因斯坦可能有错误，而维利科夫斯基可能有正确的东西，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但是这个连续统的两个极端差异是如此之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称呼其中之一为科学家，而称另外一个为伪科学家。
福特本人想必也很清楚，这条界线是可以划出来的。他在他写的一本书里仔细说明了他为什么不提圣诞老人。他写道，“我对于论据是很严格的。我没有看到有关在雪地上、屋顶上发现走向烟囱去的神秘足迹②的记载或所谓的记载……”。缺乏论据，福特因此倾向于“排除”圣诞老人的说法。
《野性的天赋》一书中有一节非常有趣。福特在这一节中，反对报纸上的这样一则报道：有一条狗说了一声“早安”后，便在一片淡绿色的薄雾中不见了。使福特费脑筋的不在于狗能说话一节，因为在他搜集的剪报中有许多有关动物能够说话的材料。使他伤脑筋的是狗居然在淡绿色的轻烟中消逝了。于是他说，“你讲的那只狗的故事骗不了我”。但是，他又表明说，他所以要划这条界限，只是因为每个人总得要在某些方面划划界限。他非常谨慎，不用真实和谬误这样的字眼来说明这条界限。
也许，我们对于福特的言论过于认真了，因而又在另外一面上了他的当。福特绝不是一个无识之辈，因此，他在现代量子论中的“测不准原理”这个问题上发表的议论，表明他对这一论题有深刻的理解。反对电子运动是“随机的”这种认识，目前是不合时宜的。可是，福特的嘲讽和对爱因斯坦与罗素提出的比较专门性的批评意见，却是一致的！即使福特在科学方面犯了一个他过去偶尔犯过的愚蠢可笑的错误、也很难判断说，他是故意犯的还是由于知识欠缺。
说来奇怪，福特对于科学幻想小说没有没什么兴趣。没有迹象表明他读过一句这样的小说。也许，这正可说明为什么他的种种猜测虽然有趣，但却并不是特别有独创性的。例如，他提出的星体有一个转动的壳，是一个很笨拙的创造，而事实上，一个意大利的偏执狂者早已经提出来过。有人常说，福特对于现代科学幻想小说有着强烈的影响，但这似乎是夸大其辞。不错，大约有12部小说和几十个短篇故事是根据他的一些想法写成的。但是，这些著作与其说是科学幻想小说，不如说是形形色色的离奇故事，象“远距离传物”这样一些福特派的术语已成了科学幻想小说的主要特点。但一般说来，事实证明他的那些想法太平庸，无法构成故事的情节。德莱赛曾经有一次试图要H。G。威尔斯相信，福特的著作中含有写作科学幻想小说的素材，但却没有成功。威尔斯从来就认为福特的那些猜想，不过是以科学为题的胡说八道。
福特协会何以能够继续存在，使人难以理解。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大多数公民对于科学都有清晰理解的时代，那么保持一个组织来向科学家们提醒他们不足之处，这可能是有意义的。售书亭上摆的那些星卜学杂志，还有维利科夫斯指的书籍的销路，都足以说明我们与这样一个时代还相距甚远。
1931年大有可乐之事。现在，福特协会的杂志《持疑》竟仍在仍延残喘，这场笑话本来应该和福特一起下葬的。这个杂志不过是用来颂扬福特派的陈辞滥调，报道那些并不可笑的新闻，刊登福特遗赠给塞耶的那些毫无价值的笔记。它最近对扁桃体切除术和活体解剖的攻击，特别令人反感，而且毫无幽默可言。至于编辑在报导中常常掺一些与福特派理论毫不相干的政治偏见，那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那些被福特协会提升为“科学家们”的人，大多数也很平庸，缺乏创见。举例来说，艾尔弗雷德·德雷森少将是福特派人物中仅次于福特本人的第二号人物。德雷森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曾在英国伍尔威奇的皇家军事学院任教授。他解释地球的冰河时代是由于地球的轴心倾斜所致。“德雷森的假设”在英国，特别是在军界十分盛行。德雷森自己花了许多钱，出版了不少书籍和小册子，对于正统天文学反对他的见解一事，耿耿于怀。福特协会会员、已故星占学家艾尔弗雷德·贝利1922年出版了《德雷森问题》一书。福特协会目前又在出售这本书，以备万一有人要探讨这位少将的理论之需。
近几年来，在教育界的上层人物中间出现了一个虽然不大，但可以看得出来的福特派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宗教的正统观念的复活，部分原因则是由于对原子弹的不满。它在哈钦斯—艾德勒的名著运动的某些部分里表现得最为敏锐。诚然，这个运动的一切都不是以官方形式出现的，但是，如果你认识许多“名著”的教育家们。你就会对于这一事实感到惊异：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都把科学家们整体看作是愚蠢的一群。所谓愚蠢，是和人文学科的教授们，特别是和积极从事“名著”工作的那些教授们比较而言。
在哈钦斯—艾德勒主编的54卷一套的《西方世界名著》（1952）中所收集的科学“经典”，其时期之远，内容之专，除对于专门研究科学史的专家有参考价值外，对于其他读者则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正如哈佛大学科学史副教授伯纳德·科恩计对这套书写的一篇书评（载于1952年9月20日《星期日评论》）中所说，“这个集子中收集的科学名著，只具有一种考古学方面的价值。不仅象地质学这样的领域被忽略，而且最近两个半世纪的全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