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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坏起来的时候，官员们终于找到了失利的原因：女人。
全是女人坏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女人从降生之日起就是坏东西。只是，从理论和文化上把女人说成是一种邪恶的东西，以封建的中华帝国为最－“惟小人与女人难养也。”从孔子的那个远古时代起，中国的女人就被和道德水准低劣的小人并列在一起了。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女人被说成生来就是目光短浅且污秽不堪的一个特殊的种类。仅仅从中国的文字上看，许多最可耻的字眼，几乎都带着一个“女”字旁。中国男人每到自己无法挽回局势的时候，就会想到女人。女人是他们最好的借口，女人是祸国殃民的罪魁——小到引诱男人犯“作风”错误，大到毁灭一个朝代的政权－千百年来女人们的罪行罄竹难书。美国人史密斯在其《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这样给中国女人下的定义：“在中国，女孩子一进入青春期，就成为‘与走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这个定义极其准确微妙：在生活中，女人如同盐一样不可或缺；但是，与女人打交道如同做一件冒险的走私生意——首先这是一件见不得人的生意；其次，这是一桩要付出代价的刺激的“买卖”；再其次，不可预知的风险时刻威胁着这桩生意的“利润”。
义和团放火烧教堂，结果“法术”不灵，连带着把民房也烧了，但这不是义和团们的错：“闻三处教堂已焚，延烧数十家。团云火时有妇人外出，致破其术，故延及，于是见妇人则杀。”（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后来，京城里干脆出现了这样的告示：“匪党不令妇人出门，防污秽也，违则杀之。”（管鹤：《拳匪闻见录》，载《义和团》。）
荡涤“污秽”的办法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中国人惯常说的“以毒攻毒”。既然女人是“脏”的，那么就让中国的女人们彻底地“脏”下去吧，这样也许可以对洋人们起到威慑作用。于是，“令妇女七日不梳头，不洗脸，不裹脚，安坐床上，勿行动。”义和团还特别为这道命令编了个顺口溜，以便让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七天不梳头，砍下洋人头；七天不洗脸，能把洋人赶；七天不裹脚，天下洋人杀尽了。”（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华学澜《庚子日记》：
本日为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华学澜：《庚子日记》，载《庚子纪事》。）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连日每战不利，皆由西人用赤身妇女裸骑炮上，或赤身高楼巅，妇女皆租界旁西开一带娼妓及河东住户也。吾辈神术最恶污秽，妇女又为最忌。又传言，西人用人皮制一巨炮，满涂污血，一经施放，秽气远出，故神兵却退而不敢犯，每次战败职此之故。（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为什么如此和女人过不去？义和团内不是就有由女人组成的“红灯照”么？
根据帝国官方的解释，是“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更重要的是，“红灯照者，皆选室女未嫁者为之”，即“十二三岁未通经之闺女”。这也就是说，未成年的女子，是干净的。
漫长的帝国历史上，罕见真正意义上的女人。正因为如此，漫长的帝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也少之又少。
《金銮琐记》为高树所撰，是一本奇书。全书有绝句130首，所咏多庚子年间事，并附有小注，饶有风趣。
其一则云：
八十高年徐太师，伧言俚语信偏痴。
谁言避炮猩红染，瞽说无根豫席之。
注云：一个算命的瞎子，字席之，对徐太师说，西什库之所以攻不下来，原因是洋主教樊国梁脑门上涂上了血，这不是一般的血，而是妇女的“猩红”，所以咱们的炮根本打不中他。徐太师“信之”。
再一则云：
学守程朱数十年，正容庄论坐经筵。
退朝演说阴门阵，四座生徒亦粲然。
注云：徐国相以讲授程朱理学闻名，还是大阿哥的师傅，但是退朝之后却召集翰林们大讲“阴门阵”。所谓“阴门阵”，也是那个算命的瞎子算出来的，说教堂里的洋人们“割教民妇阴，列阴门阵，以御枪炮”。
“徐太师”指的是帝国大学士徐桐。
大学士不是帝国的等闲职位，是宰相之一。
徐桐，帝国末年著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由翰林至体仁阁大学士，为帝国四宰相之一。80岁的年纪，加上学问大，被视为帝国学识最渊博的高级官员，他的存在几乎等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存在。徐桐受到慈禧太后格外的恩崇——“孝钦（慈禧）以耆臣硕望，每见恒改容礼之，大政必询焉，故晚尤骄横。”（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可正是这样一位崇尚宋儒学说、每天给未来的皇帝上诗云子曰、面对翰林弟子们正容庄论地讲孔孟程朱的鹤颜皓首的学术权威，竟然把算命瞎子的胡言乱语当成了涉及帝国要事的真实，无法想像帝国的国学大师讲起“阴门阵”这等事来会是什么神情——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清帝国离它的灭亡不远了。
中国人永恒的信念是：伦理道德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真实可靠的力量。“一部《论语》治天下”，经济上可以穷，但是文化上的富有可以弥补一切。中国人就是靠这个顽强地活了几千年。但是，对待女人的态度不属于中国伦理道德范围之内的内容。因此，基本上都是读书人出身的帝国官员在大谈中国道德伦理的同时，娶小妾、嫖妓女也就都是合理的了。
关于帝国的大学士徐桐，正史野史记载颇多，其内容大多是他如何与洋人们势不两立：他绝不穿洋布制作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圆，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见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了就骂；他有一个做官做到刑部侍郎的儿子叫徐承煜，究竟是两代人，儿子与他正相反，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于是，他每次从儿子的门口过，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有一天，他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便大怒：“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作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在外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徐桐自杀于他的那座没有大门的豪宅里。他的儿子没能来得及“胡服骑射”，洋人们就把这个崇拜洋人生活方式的帝国刑部侍郎“正法”了。
徐桐是慈禧废帝的最认真的支持者，其原由来自他的野心——他要入军机处。身为大学士而不入军机处，等于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宰相。
作为汉族大臣和大学士，入军机处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当皇帝的老师。当过同治皇帝老师的李鸿藻是军机大臣，当过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也当上了军机大臣。因此，当徐桐得知慈禧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废除而让载漪的儿子当皇帝时，本来和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的他，立即觉得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他马上和载漪拉上了关系，并且最终当上了载漪儿子的老师。但是，载漪的儿子还不是当今的皇帝，尽管慈禧太后有这个意思，可该死的洋人硬要蛮横干涉，如果载漪的儿子当不上皇帝，他当军机大臣的梦想就要落空。于是，在1900年帝国弥漫着血腥味的夏天里，80岁的徐桐如同吃了兴奋药，听说要灭洋的义和团农民们进城了，他亲自出城去迎接，说是“一举荡夷，实为数千年来第一快事”，“中国自此强矣！”（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
心怀政治野心的大学士徐桐对义和团所做的一切都无条件地给予肯定。他的观点和态度毫无疑问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甚至对慈禧的决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正阳门都点着了，慈禧自然要“追究责任”，但是，徐桐对慈禧说，义民的“神火”之所以烧了正阳门，不是义和团的责任，而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在“示罚光绪”。这个解释令慈禧听上去很受用，于是事情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个如此痛恨洋人的帝国最有学问的人，竟然连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