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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帝国的女孩子出国了，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走向世界”的一年。中华帝国第一次参加了巴黎国际博览会。在博览会场里花了45万两银子“特建中国宫室”，这个“中国宫室”建得“非宫非殿，非庙非衙，不能名其状也。”而再花数十万两银子运去参加展览的中国物品也许更“不能名其状”：
烟枪十余支；烟灯数枚；官员一；刀数柄；杀人照片数方；知县衙门一；枷一；上海、北京、广东、宁波装束的缠足妇女各一；小木头人数百枚；草屋十余间；苗人一；绿营兵一；翰林学士、举人、秀才各一；魁星楼一；小城隍庙一；城隍鬼判全套；教会学校照片数十方；药王、财神等神像照片多方。（《外交小史》之《中国赴圣路易赛品》，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83页。）
上述人等，无论官员、缠足妇女，还是举人、药王，均不是活人，而是泥塑。
1901年还是中华帝国官员纷纷出国的一年。这一年始开帝国官员“公费旅游”的先河。先是日本举行军事演习，邀请中华帝国官员前去观摩。为了能到日本去玩玩，各省官员争夺名额，帝国最后不得不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出国队伍来平息争吵。这批官员到达日本之后，没有好好地看日本人的技术成就，而是吃喝玩乐，丑态百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旅日华人感到极大的耻辱，纷纷写信给国内报纸，揭露这些官员的行径：
安徽省官员联恩把重要文件丢失了，原因是犯了鸦片瘾而精神恍惚。日本国内禁止携带和吸鸦片。
安徽官员李光邺，半夜进入娼家求宿，因语言不通，被警察抓走。
苏州官员丁桥山潜入邮船的厨房取面包，被船员发现“推出”。又进餐时当众在洗手盆里小便。在日本最大的饭店住宿时，在楼上小便并淋到了楼下，使楼下的人“被秽淋湿，喧躁不已”。
江南官员杨某，于红叶馆大型宴会上，当众“强与艺妓互相裸露，以为笑乐”。
（《中外日报》1901年11月16日《论各省委员之辱国》。）
帝国官员出国回来后，没有人谈论外国的工业、科技、工商和教育，“逢人则侈言各国之淫糜逸乐，而于男女之事，尤津津乐道，一若外国妇女可任人戏侮者。于是居内地之人，不于国政民俗是求，而惟心醉其淫侈，一旦身至其境，如登极乐世界，将举向所耳闻之事而身践之，遂不觉丑态毕露矣。”
而在中华帝国经历了1900年的外国人，1901年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他们不但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受到了“热情的帝国”前所未有的接纳。以至于当年冲杀进来的联军中间有不少官兵没有跟随部队撤走，而是在北京逗留了下来。两个法国人，一个叫傍扎，一个叫白来帝，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开了一间酒馆，卖两毛钱一杯的葡萄酒，下酒的菜是煎猪排和煎鸡蛋。不久白来帝自己跑到长辛店又开了一家小酒馆，于是傍扎和一个叫贝朗特的意大利人合作把小酒馆迁到了东单菜市的西边，挂出的牌子叫做“北京饭店”。两个洋人没想把生意做得多大，因为挨着他们的小酒馆，还有西班牙人开的饭店、美国人开的妓院和德国人开的珠宝店，但是他们卖的是军舰带来的酒，不用上税，只要从木桶里把酒灌进瓶子里，价钱就翻了10倍，于是惟独他们的生意发达了——那个小酒馆就是如今北京饭店的前身。
有个叫维利戈拉的意大利海军士兵更是活得滋润。他跟随联军打进北京，却在联军撤军的时候溜号了，他留在了帝国开始了异国“创业”的生涯。先在东单牌楼附近开了个只有百来人座位的“电影院”，票卖得不错。赚了点钱后，他又在东交民巷开了间咖啡馆，然后又开办了一间啤酒厂。几年下来，生意做大了，钱也赚足了，成了百万富翁。他娶了中国老婆，买了车，在京郊盖了别墅，叫做“维家花园”，如今的温泉乡政府就在一百年前的这座花园里。
无论是回国的还是没回国的洋人们，甚至这个人自己，都把那个惹下“巨祸”的皇储忘得一干二净了。
皇储大阿哥在回京以后，因为在西安的放纵被慈禧打了40板子，又迫于洋人的压力被废除出宫。父亲载漪被流放了，他只有住在亲戚家。没几年就把家当挥霍干净，但是还摆皇储的架势，说：“蒙古十八家王子都是扶持我的！”高雨伯撰《听雨楼杂笔》记载了这个帝国“准皇帝”的日子：每日不得一饱，终日叹息“我是一个房子地亩都没有的人啦，宫中的生活，俨如昨日……”后来有人看见他担着两只筐在地安门和鼓楼附近卖臭豆腐，京城里的老人们都记得他叫卖的吆喝声，说那声音很特别，嗓子好，唱戏似的阴阳顿挫：“来买前门外延寿寺路西门牌23号真正老王致和的臭豆腐！”
突然东交民巷的巷口响起剧烈的锣鼓声。
今天是什么日子？中国人怎么啦？
洋人们出来观看，顿时吓了一跳：满眼全是他们似曾相识的“兵器”：两个开道的锣手走在前面，一只二尺直径的明晃晃的大铜锣挂在红漆杆上，杆子的一端挂着红底黑边的大旗，上面书写“开道”二字。然后是金灯四对，两米高的立杆上有黄色的伞帽，下面挂的是四面玻璃的座灯，里面燃烧着红色的蜡烛。接着就是由金轮枪、金螺枪、金伞枪、金盖枪、金花枪、金罐枪、金鱼枪和金长枪组成的执事队伍，然后又是四座金灯，接着是三尖刀、马蹄刀、偃月刀和象鼻刀。然后再是金灯四座，接着是金立瓜、金天镫、金兵拳和金钺斧。这些“兵器”混杂在清道旗、飞虎旗、飞凤旗和飞龙旗之间，发出耀眼的金属光泽。洋人们回想起来，好像去年在北京的街上看到过这些古怪的东西，不过那时是举在义和团农民们的手里——中国人要干什么？在巷口等活的拉洋车的告诉被吓着了的洋人：您踏踏实实的站稳了吧，那些家伙都是木头的，上了一层金漆！赶上了就开开眼，哪家大宅门今儿迎亲呐。
洋人们于是十分惊讶中国人两性结合时典礼的豪华。“兵器”过去了就是仪仗。一面高竿上悬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后面是两柄足有三米长的翠绿色的扇子，上面镶满了小镜子，中间有四个金字：子孙万代。两个巨大的遮阳伞，伞很大，举伞的人把伞柄插进腰间的竹筒里，伞的两边还有两个人用黄绸子拉着。无数美丽的宫灯，用红色的漆杆挑着。宫灯后面是乐队，锣、鼓、唢呐、海笛、笙，乐队至少有五十人组成。然后是抬着一个美丽新娘的轿子来了。这顶颜色鲜艳的巨大的花箱被一群穿戴奇特的轿夫们簇拥着。绿嫁衣，上面绣着金色的喜字，红色的肩搭，黄色的裤子，青色大绒的帽子和青色的靴子。而一面大红云缎的伞角形大旗更引人注目，那是一面三米长的大旗，被两米长的白旗杆举着，上面是圆形的伞盖，伞盖上的大字是“爱民如子”和“德政孚嘉”。下面的伞角旗上挂有无数排五彩的小飘带，飘带上用金字写着人的名字——为什么中国人在这个典礼上要开列这么多的人名？还是拉洋车的说了话：这叫万民旗，上面写的那些人，都是献旗人的名字。为什么献旗？意思是说，这家的老爷为国为民积了大德啦！
1901年帝国的婚礼仪式照旧，只改变了一个程序，那就是联姻的两家在互换喜帖时，把原来的“端庄顿首拜”这几个客气话简化成“顿首拜”了，原因是端王和庄王现在是皇犯，帝国需要避讳这两个字——据说原来的客气话是“端肃顿首拜”，同治年后，王爷肃顺被太后杀了，才改成“端庄”的——不愿意改变一切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改变可以十分迅速。
冬天过去了，“二月二”快到了。宫里面也装扮了起来，太监们点燃了巨大的宫灯，把紫禁城照得一片殷红。慈禧在颐和园里看了几场外国马戏，召见了一次翰林们，并且哭了一场。她赦免了1900年从京城逃跑的所有的官员，然后赏赐了他们，最后她在一场春雨过后看着宫女们在一块废墟上平整土地好种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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