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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都让慈禧的心情迅速地恶劣了起来：对于大清帝国，洋人们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没了，更无人敢和洋人交涉了。有人立即上奏，请求慈禧改变行程，不要回京，以免“落在洋人手里”。慈禧把奏折摔在地上，烦躁之极。
还是在前几天，慈禧接到李鸿章的电奏：
臣病十分危笃，京师根本重地，非庆亲王回京，不足以资震慑，乞天恩电饬庆亲王奕劻，无论行至何处，迅速折回，大局幸甚！（《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528～529页。
慈禧回电，希望他不要死：
览奏深为廑念，该大学士为国宣劳。忧勤致疾，著赏假十日，安心调理，以期早日就痊。荣膺懋赏。有厚望焉！（同上）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进任何食物，躺在贤良寺的病床上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年事已高，高烧吐血，处在油尽灯枯之际。按照梁启超的描绘，这位大清帝国的重臣已是“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加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吓催促，于邑难堪。拊心呕血，遂以大渐。”（梁启超《李文忠公事略》。）所谓“俄使助天为虐”，指的是在李鸿章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对俄占领东北地区的条约上签字。这个时候，李鸿章睁开眼睛，他已经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你不能就这么走！”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和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口欲动”。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李鸿章“目乃暝”，享年79岁。
李鸿章留有遗折一封：
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多，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恩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零泣。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九）月十九日（10月30日）夜，忽咯血碗余，数日之内，遂成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授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扶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暝。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共事之人，此次复更患难，定能一心协力，翼赞纡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王亮编：《西巡大事记》，卷十一，第11～12页。）
李鸿章还遗留一诗，更是悲凉凄怆：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高拜石：《南湖录忆》，第332页。）
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令“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而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
大清帝国再也没有了“舍我其谁”的李中堂。它如果再面临国破山河碎的危机时该怎么办呢？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了皇皇大作《论李鸿章》，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同时，他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他将李鸿章和中外历史上的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人逐一类比，得出无一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结论：“今日举朝二品以上大员，五十以上达官，无一能及彼者，则吾可以断言也。今后如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不可复观也。”
日本国内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帝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帝国“存亡危急”之时，帝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笑骂痛斥之时，万“不可不深自反也”，万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不复自知其罪”也。
而李鸿章为中国国计民生的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的事业，令他身后的中国人一直在受益。
但是，直到今天，该怎样评价一百年前的这个不同寻常的帝国重臣，中国人大多的定论与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含着泪水和惊慌的慈禧到达了保定。
保定火车站的站台上插满了“五色旗”，即袁世凯命令制作的五种颜色的旗帜。车站的地上跪满了身穿官服的官员。官员们磕头之后纷纷献上礼物，把朝廷的总管太监忙得够呛。刚刚接任李鸿章做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献上的礼物是一对鹦鹉，一只会说“老佛爷吉祥如意”，另一只会说“老佛爷平安”，都口齿娇脆，宛如童子。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安排慈禧在这里乘火车回京城——他特地为慈禧制造了一节豪华的“龙车”。慈禧登上“龙车”的时候感到很新鲜，这是她此生第一次乘火车。站台上响起乐队的奏乐声，慈禧听那动静更新鲜，原来是一支西洋乐队在吹奏一支西洋曲子，这些也是袁世凯弄来的“稀罕玩意儿”。
慈禧乐了。袁世凯这个名字从此牢牢地记在了她的心里。
火车开动，群臣磕头，乐队吹奏起“进行曲”。可能连袁世凯都不知道，这首叫做《马赛曲》的曲子是法国国歌。
慈禧乘坐的那列“龙车”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奇特的东西：10年之后，它成为了颠覆大清帝国政权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的专车。又16年后，它载着一个名叫张作霖的中国军阀，在一个叫做皇姑屯的小车站被日本特务埋下的炸弹炸成了一堆碎片。
“龙车”到达北京。车站上早已准备好了“金漆宝座，祭坛用品及其各种贵重佳瓷，以备太后皇上之用。”长达三十多节的火车进入站台后，站台上发出“万岁”的山呼海啸。紫禁城里的皇家仪仗全部出动了，所有的京官全部来到车站跪接。首先下车的是大太监李莲英，他忙着监视随从往车下卸东西，从西安带来的箱包“堆积如山”。然后是光绪。光绪没有抬头，直接进了轿，走了。最后慈禧下车了。慈禧走出站台，迟疑了一下，对旁边的人小声地说：“这里怎么有那么多的洋人？”
洋人们带着他们花枝招展的家眷们都来接驾了，他们被有计划地集中在固定的一个区域里。洋人们向中华帝国的皇太后和皇上脱帽致敬。内务府大臣继禄微笑地提醒洋人们：“脱帽，脱帽。”慈禧站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面前，一动不动地站了五分钟。她愿意让人们观看她。她需要让整个帝国和全世界都清楚两件事：一、她和她的政权不但依旧存在，而且还很稳固；二、她不但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忙活完的李莲英把行李清单给慈禧看，慈禧很仔细地看了，然后点点头。
慈禧开始发赏，赏在场的所有的人。慈禧的大方令所有的人无不惊讶。全是白花花的银子，都是袁世凯事先为她准备好的，达百万两之多。
慈禧一行走到正阳门前，她再次走出了轿，给城门下的关帝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