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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光绪）非常正派，绝不看我们一眼，总是带着微笑低着头来，低着头走。走路很安闲，在屋子里的动作也很斯文，任何时候也不毛手毛脚。比起后来的大阿哥真是天壤之别。大阿哥的头像拨浪鼓似的，左右摆动，跟我们当宫女的，没话找话说，油腔滑调的。对我们储秀宫（慈禧寝宫）的人当然不敢怎么样，但眼是心的苗子，对大一点的宫女，总不免要瞟上几眼。也许是年轻的原因吧，总觉得他轻浮。光绪爷绝不是这样，那种正派不是装出来的，根子就正派。（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第77页。）
在西安，肚子稍微吃饱了，皇储就开始露出本相。“彼不读书，所好者皆下流之事，形容粗暴，不堪入目。”有位向西安进贡回到苏州的官员写信给京城的朋友，细说了他在西安的见闻，其中对溥儁的描绘是：“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穿武装，常出观剧，故予得见之。戴一金边眼镜，内穿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2页。）
这是一副什么打扮？爱穿“武装”，且“红色”，“如夺标者”——杂耍演员无疑。
这个穿得花里胡哨的皇储因为和侍奉慈禧的宫女勾搭，被慈禧大骂一顿，而且认识了西安的一批戏子流氓，经常一起出入歌楼酒馆，且酷爱在剧院里捣乱——“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己上台代之。”关于他在剧院看戏惹出的一堆麻烦事，有如下记载：
十月十八日（农历，当是1900年12月9日，慈禧一行刚到西安两个月），彼同其弟其叔及义和拳首领澜公（载漪之弟辅国公载澜，跟随慈禧逃亡到西安，看来兴致依旧不错），带领一群太监，至城隍庙内之戏场看戏。太监恃其势力，欲占最佳之座位，因此与甘勇（在北京攻打使馆的董福祥的部队，跟着慈禧“护驾”而来）致起争端。甘勇蛮横，太监及其余之小官均被打，戏场纷乱。由此一事，即可想见不堪之状，又可因以见太监之势力。太监即被打，即思报复之计。借事在岑抚处，诋毁开戏园之主人，乃将各戏园一并封闭，并将园主枷号示众。抚台出示，言太后因陕省荒歉，国家多事，不当演戏娱乐，并各茶馆亦封之。（同上）
大阿哥因为在戏园子里和官军争座位而打群架，负责西安地区治安的岑春煊为此把戏班主抓起来，不但封了戏园，顺便连全城的茶馆都封了。岑春煊出的告示说：太后谕旨，饥民嗷嗷待哺，演戏很不严肃。皇储回来还是挨慈禧的一顿臭骂。那些戏子和茶馆老板要度日，于是托人收买李莲英，这个大太监只要给钱，什么事都管，结果对戏园和茶馆的封闭解除了。岑春煊为此又贴出布告，他解释的原因是：近闻本省下雪了。
皇后隆裕对她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此人若真继统践大位，国柞必丧厥手。”慈禧也知道，指望这样一个孩子为她、为大清帝国撑门面是绝对不可能的。
虽然洋人们当初坚决反对慈禧立皇储的举动未必是出于“考察”过了这个孩子的品德，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准皇帝”存在的事实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悲伤的笑柄。从慈禧在咸丰死后发动“辛酉政变”而登台之后，帝国的皇位问题一直是帝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一个说不尽的谈资。在政治上“近亲繁殖”下延续数百年的满族皇室宗族不可能再寻找出一个正经一点的后代了，溥儁究竟比他鲁莽骄横的父亲载漪还知道什么是“秦中千古帝王州”，而绝大多数的宗室贵族以及他们的后代除了买小妾、逛青楼、捧坤角之外，他们出自狭隘的私利玩弄国家利益如同玩个可以交换和买卖的翡翠鼻烟壶一样，他们没有给这个帝国留下任何可以称道的“遗传基因”——八旗猎猎，年轻的皇帝纵马亲征广阔疆土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现在的帝国急切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收拾局面：于国于民有足够的威望和与威望相配的资历；不会引起洋人们的反感，最好还在洋人那里颇有面子；能够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里不痛快的督抚们的支持和信任；懂得洋务并且有能力独自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有与洋人周旋的骨气和胆量，能在议和中尽可能地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大清帝国主权的完整；当然，更重要的是：对慈禧绝对忠诚，或者说，能够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维护慈禧的现实权力。
上述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
慈禧在帝国满朝文武王公大臣中反复选择，最终还是认为能够担当此大任的只有一个人，整个帝国现在只有这个人符合上述的一切苛刻条件，只要这个人肯北上，大清帝国的满人天下就能化险为夷了。
这个人就是汉大臣李鸿章。
一个重要人物的出场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位帝国大臣像他一样在帝国的历史上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他对大清帝国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帝国的国界。晚年的他更是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庞大帝国的主梁，他的一举一动不但决定这个帝国的国家命运，而且几乎涉及整个世界东方近代史的走向。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史，他的身影屡屡出现——没有他的中国近代史一定是残缺的历史，也是无法叙述的历史。
同时，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没有哪一位帝国大臣在死后招致到如此猛烈的、连续不断的抨击。在1901年以后的中国，无论哪个历史时期，无论是怎样的人——从精明的政治家、到社会变革者，从记载正史的文人再到传播野史的平民——对他所持有的评价竟惊人地一致。这种一致如果之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其他历史人物或历史政治事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人对李鸿章评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者。
这位大清帝国重臣的巨大历史罪责令人难以置信：中华帝国近代史上所遭受的一切灾难、屈辱和不公正，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有生之年的所有日子里，无时无刻地不在处心积虑地勾结外国势力和策划卑鄙阴谋，他的所有行为和努力最终只有一个目的：把帝国的国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一句话，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生为出卖自己的国家而生，死为出卖自己的国家而死。
李鸿章无疑是近代中外历史上最独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中国人把他从19世纪末的封建帝王、狡黠政客以及当时大清帝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现状、经济实力和国家运行机制等等内忧外患的因素中抽象和独立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民族感情符号或是一种国家政治形象，同时也就顺便忽略了这个老头儿当时为大清帝国所担任的最高官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帝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他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既冷酷蛮横又温情脉脉——他将东方人性格特征中的所有特征都集中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位帝国重臣的后半生正值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地走向衰亡的时期，正值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走向衰亡的时期。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出生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1823年2月5日，字渐甫，号少荃，排行第二。72年后，他因为代表帝国签订《马关条约》，致使中国市井流行“杨三死后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对联一幅。对联中的“杨三”指的是当时刚刚病故的一名京剧名丑，“李二”指的就是他。李家是“耕读之家”，算不上贫寒，但也要整日为衣食忙碌。他的父亲是李家第一个出来做官的人。1838年，父亲中了京城会试的一百一十二名进士。报子来报喜的时候，他和他母亲正在地里锄草，听到这个消息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父亲初授予户部，后长期在刑部为官，据说是个包公式的官员，但未见有特别过人之处。母亲是个典型的劳动妇女，没有缠足。李鸿章当了大官之后接母亲到官府享福，路上母亲的大脚露在轿帘之外，李鸿章觉得颇不好意思，悄悄把母亲的脚塞进去，母亲为此一直很不高兴。父亲中进士两年后，李鸿章中秀才，当时18岁的他心情很烦乱，认为自己已经长了胡子但却一事无成，李鸿章有诗曰：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