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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张角提出的口号。毛泽东有一段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张角来看，说他当时已经具备自觉的阶段斗争意识，适用这段名言的后一句，无疑过分拔高了。但“苍天”明指东汉政权，“黄天”确喻张角一方，一“死”一“立”的对举之间，已经成为一个以推翻现存政权为终极目标的舆论纲领和革命宣言。若拿先前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所谓“彼可取而代之”，刘邦所谓“大丈夫当如此也”之类的个人抱负宣泄来作比较，这一舆论纲领和革命宣言显然已经触及古往今来阶级之间生死斗争的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尚属于破天荒第一次。唯其如此，黄巾起义的勃然而兴，势若燎原，对于东汉统治势力所造成的震慑和冲击，从一开始就超过了四百年前陈胜、吴广起义之对于嬴秦政权，两百年前绿林、赤眉起义之对于新莽政权所造成的震慑和冲击。也唯其如此，原本阶级内部矛盾深沉、争斗残酷的东汉统治势力不同阶层、不同派系迅速纠合拢来，极力镇压威胁他们共同利益的黄巾部众。
仅就舆论造势的策略选择而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天命”内涵，就具备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功效。“天命”说不始于汉，但自从汉代秦兴以降，刘姓汉室最高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们硬将“天命”推向极致。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反复伸言：“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者必受命而后王。”从西汉后期哀、平年间到东汉时期，汉儒们盛行“谶纬”之学，更附会先秦阴阳家的“五行”学说，用“五德终始”解释王朝更替。
“五德”即“五行”：水、火、木、金、土。“五者流行而更转，顺则相生，递则相克，如是则各各为用，以成其道而已。”（《三命通会》卷一）相生的次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的次序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先前西汉以秦为水德，自己为土德，解释为汉取代秦就是土德克水德。西汉末年改为用相生之说，把短祚的秦去掉不算，以周为木德，自己为火德，解释为继周灭秦就是木德生火德。张角提出的口号没有直接套用“五德”相生或者相克，而是混用了“五行”（水、火、木、金、土）与“五色”（青、赤、黄、白、黑）以及“五帝”（东方苍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之间的交错对应关系，暗取“水生木”的相生之义，赋予自己以代汉而立的“天命”合理性。尽管这样的牵强凑合比“汉德”的变来变去更难以自圆，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的“天命”思想就是统治思想，用统治思想之矛攻统治思想之盾必然更具颠覆性。而且既然是舆论造势，要的就是简洁明快，煽惑人心，哪管那么多细枝末节？
时隔1800多年，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扫描那段历史，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张角作出的“苍天已死”的形势研判，十分切合东汉王朝的日暮途穷。虽然“岁在甲子”，并没有实现“天下大吉”，名义上的刘姓汉室政权在灵帝刘宏之后，还经历了少帝刘辩、献帝刘协，苟延残喘了36年，直至公元220年才被曹魏政权所正式取代，但自称“天命”所归的刘姓皇帝早已经成为行尸走肉，他们所代表的政权早已经沦于名存实亡。汉王朝死亡的丧钟的确由黄巾起义所敲响，但在丧钟敲响之前，政治腐败和人祸天灾早已经为它掘好坟墓。
东汉政权与西汉政权尽管都姓刘，宗法血缘前后相继，政治基础却不完全一样。在前的西汉开国之君刘邦，以及他的开国功臣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人都出身社会下层，经由夺取政权而跻身地主阶级，根本利益转换确有一个过程，对自耕农的剥削较之秦代真的有所减轻。西汉前期70余年间，“与民休息”，出现了无为而治局面，社会相对承平。继后的东汉“中兴”之主刘秀，以及他的“中兴”元勋邓晨、李通、邓禹、寇恂等人则不是“世吏二千石”，便是“乡闾著姓”，全都属于豪强大地主阶层，因而给东汉政权打下了始终代表豪强大地主阶层利益的鲜明胎记。一直以来，豪强大族依势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社会上兼并现象空前严重。如仲长统《昌言》所述，各地的豪强大族不仅拥有大田庄，农、林、牧、副形成高度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形态，而且把掌控社会经济命脉的触爪伸进城市，达到了“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的程度。例如济南王刘康，田土多达800顷，奴仆多达1400人，政治上、经济上都俨然一方霸主。即便不做官，豪强大地主们也“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不少豪强大族还建立私家武装，纠集一部分宗族、宾客和佃农、雇农结为“部曲”，在大田庄里“警设守备”，平时为封建经济保驾护航，一旦发生非常之变，就迅即转为割据武力。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又因各自为政而相当分散，对东汉政权就像一柄双刃剑，一刃是在维护它，一刃又会伤害它。少数人愈尊愈富，必然导致多数人愈贱愈贫，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另一极中，大量自耕农土地被兼并，地位亦随之下降，或降为佃农、雇农，或沦为奴隶；庶族小地主日子也不好过，随时可能变成横被“大鱼”吞食的“小鱼”。
这就积聚成了不可化解的社会矛盾，不仅广大农民极端仇恨豪强大地主，而且庶族小地主也与豪强大地主存在不共戴天的利害冲突，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对于豪强大地主势力的恣肆坐大，东汉最高统治者曾经力图加以控制，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都曾采取措施强化专制皇权。除了不给“中兴”元勋以实职实权，并且剥夺他们的兵柄之外，在中央政府一级，还让位极人臣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权力虚化，把实际权力运作转移到中朝尚书台。尚书台设秩禄千石的尚书令和六百石的尚书仆射，令、仆以下设六朝尚书分掌庶政，由皇帝遴选亲信臣僚“录尚书事”，意在便于直接指挥。这样做，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一度稳定了东汉王朝统治秩序。但从和帝刘肇起，这一政治策略就走向反面，变成外戚、宦官交替倾斗专权。刘肇10岁即位，其母窦太后临朝称制，任用窦宪为侍中，窦氏家族把持朝政，连其家奴也敢于横行京师。和帝永元四年（92），靠宦官郑众率领禁军消灭了窦氏势力，郑众预政封侯，揭开了宦官专权序幕。安帝刘祜时，先是邓太后及其兄弟邓骘掌权，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合谋除掉邓氏势力，又是李闰、江京与阎皇后的兄弟阎昱裹在一起，宦官与外戚共同掌权。延光四年（125）宦官孙程等19人杀掉阎昱，拥立11岁的济阴王刘保为帝，是为顺帝；孙程等19人皆封侯，不但可以在朝为官，还可以养子袭爵。顺帝稍长大，相继拜其后之父梁商，以及梁商之子梁冀为大将军，用外戚势力钳制宦官势力。刘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帝刘炳、质帝刘缵和桓帝刘志，专权近20年，亲戚、党羽“威行内外”。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翦除梁氏势力，抄没梁冀的家产价值30多亿钱，竟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赋税收入的一半。单超、具瑗、左悺、徐璜等五个宦官因功封侯，世称“五侯”，从此朝政大权主要落到了宦官手里。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梁冀传》），贪残暴虐超过外戚。到灵帝刘宏时期（168—189），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等10个宦官号称“十常侍”，朋比为奸，无恶不作，灵帝竟事张让如“阿父”，赵忠如“阿母”。外戚、宦官实际上代替刘姓汉室掌控东汉皇权，长达百年之久，这在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