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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评刘备，拿他同两个人进行了比较，从中引出褒贬。一是同刘邦相比，说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在两汉、三国的刘姓帝王中，刘备确实与刘邦在待人接物上近乎出于同一模具，最有高祖之风。但也有不同，四百年前的刘邦颇多市井流氓之气，四百年后的刘备则更具政客权诈之气。吕布死到临头才看透他“最叵信”，孙权一再被他耍赖才斥为“猾虏”，更多的古今人注意不到他的权诈之气，正说明他精于掩诈，大伪似真，千古一绝。鲁迅批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其实是冤枉了罗贯中，忽略了罗贯中在思想上政治上与陈寿保持着高度一致，《三国志》里的刘备，原本就是那么一个“似伪”而且真伪、大伪的角色。陈寿推崇备至的“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一事，恰好就是刘备“似伪”而且真伪、大伪的样板。即便对隆中对策，他也是在困阨之际当作一根救命的稻草，表示全盘接受，全力施行；一旦兼并了益州，地盘大了，底气足了之后，他就不再恪守“结好孙权”的既定方针，对诸葛亮也不再是如鱼得水、言听计从了。这其间，既包含权诈之气，又表现出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所以隆中对策的既定目标只能够部分实现。由兹决定了第二个比较，同曹操相比，陈寿说他“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十分公正允当。最精到的是八个字：
“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这才是刘备最可贵的政治品质和人格魅力，虽百代而下，无论是叱咤风云、旋转乾坤的时代英雄，还是寄身平凡、锐意进取的基层众生，都可以从中汲取到精神营养。
第五章 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权比曹操晚生二十七年，比刘备晚生二十一年，却是三人当中唯一一个贯穿了三国历史三个时期的开国领袖。
他十八岁便继承父兄志业，大半生雄武蹈厉，任才尚计，纵横捭阖，屈身忍辱，终能自擅江表，成就鼎峙局面。晚年称帝后，又宠信奸佞，枉杀忠良，留下了覆国根枝。“生子当如孙仲谋”，哪些“当如”，哪些不“当如”，委实值得百代详审。
赤壁之战烟消云散五年后，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操再一次亲自率军进攻东吴，兵至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孙权也亲自率军到交战一线迎战。那一年，曹操58岁，孙权31岁，两位年龄相差27岁的风云人物第一次在战场正面对垒。曹军先出击，作油船夜攻水中沙洲。孙权派水军围攻，俘获曹军3000余人，对方溺水而死者“亦数千人”。于是孙权转为主动的进攻，数次挑战，曹军都“坚守不出”。孙权便亲自乘坐大船来观曹军营寨，曹操令“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孙权临危不乱，“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一场乱箭战，被《三国演义》移花接木，添枝加叶，改造成了诸葛亮“草船借箭”，实际上孙权才有此作为。
其后，他又亲乘轻便船从濡须口进入曹军水寨，企图引曹军出战。
曹营将领请战，曹操不许，令严密戒备，弓弩不得妄发。孙权船行五六里，回转船头时还奏响了军乐，公然挑战，气概鹰扬。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情不自禁喟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双方“相拒月余”，孙权写信对曹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有一纸附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居然对曹操开展心理战。曹操听懂了弦外之音，不愿重蹈赤壁覆辙，对诸将说“孙权不欺孤”，下令撤军而去。这一次较量，凸显出了孙权的后生可畏，曹操当是口服心服。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生于汉灵帝光和五年（182），为孙坚次子。在《三国志》里，《吴主传》裴注引《江表传》说，他诞生时就“方颐大口，目有精光”，使孙坚“异之，以为有贵象”。孙坚死后，长兄孙策“起事江东，权常随从”。他“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始有知名，侔于父兄矣”。15岁任阳羡长，既而又“郡察孝廉，州举茂才，行奉义校尉”。时人刘琬称赞他在四兄弟中特别突出，不仅“形貌奇伟，骨体不恒”，而且“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在长兄身边“参同计谋，策甚奇之，自以为不及也”。孙策本“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出自真心地看好这个二弟，请会宾客的时候常对孙权说：“此诸君，汝之将也。”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临终前把张昭等人召到面前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又叫孙权佩上印绶，殷切寄言：“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
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当天夜里他就死了，时年26岁。而孙权，时年只有18岁，便承担父兄遗业。尔后半个多世纪实践证明，孙策对孙权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孙权也没有辜负乃兄的临终遗命。
18岁匆促上台，接手统领一个军事割据集团，孙权的驾驭能力面临严竣考验。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人和处于突出位置。
原先跟过孙坚、孙策的江东英豪，以及北方来的宾旅寄寓之士，多少有些看不起这个毛头小子，因而“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好在“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处于中坚地位的“老人”（资格老，而非一定年纪老）还甘愿保驾护航，维持住了大局稳定。客观上，中原地区的曹操正与袁绍打过官渡之战，还在继续争夺北方一统控制权，不大抽得出手来向江东地区用兵。孙权足下的江东六郡，西北部还隔着刘表统治的荆州，曹操纵然决意用兵，也颇近于劳师袭远。所以孙策刚死时，尽管动过因丧伐吴的念头，却最终采纳了孙策旧部、时任朝中侍御史的张纮“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的意见，反而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这样的天时、地利，也给孙权带来了改善人和态势的难得机遇，让他比较从容地度过难关。孙权抓住了这种机遇，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委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军，很快使“寄寓之士，得用自安”。他又不失时机地“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或经人推荐，或闻讯自来，诸如鲁肃、诸葛瑾等都投到孙权麾下，受到礼用，他网罗的人才比孙策时更多了。
于是进一步分兵遣将，讨伐“不从命”者，庐江太守李术成为第一个讨伐对象。李术本是孙策用的人，孙策一死，他不服孙权，反而声称“有德见归，无德见叛”。孙权大怒，一面上表曹操，历数李术的罪过，请曹操不要救援，一面举兵围攻李术所据守的皖城（今安徽潜山）。一攻破“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颇显曹操似的嗜杀烈风。怀柔与杀伐并举，孙权的雄主风范很快展现出来，领袖地位得以确立。
孙权占有的江东六郡，指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庐江，在汉末属于扬州刺史部，地域包括今之上海、浙江西北部、江西大部和安徽、江苏的南部，大约为后来吴国领土的四分之一。六郡属县多深山险地，长期都被山越人占据。所谓山越，即秦汉时期说的百越，是已半汉化的少数民族。山越人依循血缘关系群居，拥“宗帅”自立，组成若干“宗部”、“宗伍”，大者数万家，小者数千户，凭山踞险对抗官府，拒绝纳税服役。面对长期积聚起来的民族矛盾，孙权先实行“镇抚”政策，收效不大。建安八年（203）孙权西征黄祖，已围夏口（今湖北武汉），由于丹阳、豫章、庐陵三郡的山越人重新暴动，被迫放弃指日可待的军事胜利，回军镇压。他派征虏中郎将吕范平鄱阳（今江西波阳），荡寇中郎将程普讨乐安（今江西德兴），相继告捷。随即委任建昌都尉太史慈领海昏（今江西永修），别部司马韩当为乐安长，周泰为宜春（今江西庐陵）长，吕蒙为广德（今安徽广德）长，让他们镇抚那些山越人多、难以治理的县。韩当在乐安“山越畏服”，周泰在宜春“食其征赋”，逐步见到成效。又派南部都尉贺齐率军征剿不服镇抚的建安（今福建建瓯）、汉兴（今福建莆城）、南平（今福建南平）等县的山越人，“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复立县邑”。建安十年（205），重派贺齐讨平上饶（今属江西）的山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