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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官渡之战以后八年，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引军南下东进，争夺荆州，进逼东吴，引发了赤壁之战。此前一年春二月，曹操颁布丁酉令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于是大封功臣，奖励阵亡将士遗孤，在邺城人工开凿玄武湖训练水师，从政治上、军事上为平定江南作动员和准备。至当年七月，曹操采纳荀彧“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之计，亲率三十万大军进攻荆州，刘表次子刘琮归降。当时依附刘表的刘备从新野（今属河南）退到樊城（今湖北襄樊），又逃往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在当阳（今属湖北）长阪坡被曹军打得妻离子散，只好带领着残部东奔江夏（今湖北武昌西北）投奔刘表长子刘琦，刘琦将他安置在樊口（今湖北鄂州）驻扎。曹操收编了荆州水军，即致书孙权，威胁“今致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意欲逼迫时年二十六岁的孙权也步刘琮的后尘。
@屋@但孙权无愧孙坚之子，他拒绝了张昭等人畏敌投降的建议，而采纳了鲁肃一人联合刘备“同心一意，共治曹操”的方略。东吴名将周瑜也面见孙权，力陈曹军尽管号称八十万，实际不足三十万，且“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更加坚定了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适逢刘备派遣诸葛亮来吴，表达了联合抗曹意向，一个联合战线迅即组合起来。
孙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与刘备、关羽、张飞所部约二千人在江夏会合。周瑜挥师西进，与曹军一部遭遇，“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从十月开始，周瑜的水军列营于江南赤壁（在今湖北蒲圻），曹操的水军集中在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县），形成了对峙局面。曹军中北方人多，不习水战，遂将战船连起来减少颠簸，却给吴军提供了可乘之机。十二月吴将黄盖诈降，趁曹军不备施行火攻，火势从水寨漫延到陆营，曹军一片大乱。周瑜乘势大举进攻，曹操带领着残兵败将，经华容（今湖北监利东北）逃向江陵（今属湖北）。周瑜与刘备会合，水陆并进，一直追击到南郡。曹操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则回归北方去了。至此，比官渡之战更为历代国人所熟悉的赤壁之战遂告结束，曹操南下东进以实现统一的“悉定”天下之志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就作战规模、持续时间和死伤人数而言，赤壁之战远不及官渡之战，但值得历史记述之处却远在其上。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同样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曹操一方由官渡之战的胜利者变成了赤壁之战的失败者。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胜败易势，按照周瑜当初面见孙权作的分析，主要在于有四条“用兵之患”，“操皆冒行之”。周瑜指出的“用兵之患”是：①北土尚未平定，曹操在关西尚有马超、韩遂等后患；②“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北方将士之所长，人数的优势暗藏战力的劣势；③“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战线拉得太长，供应跟不上；④北方将士“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后来作战态势的消长，无不逐一验证，说明曹操的失败战前即已积聚诸多内外因素。但决定性的内部因素，并不是这四条，而是曹操本人的战略失误。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当中所总结的那样，既往的角逐征伐中，曹操挟天子而粉碎四面之敌，决胜的要道就在善于利用群雄互相诛灭，不能团结。
而这一次，劲敌只剩孙权、刘备两家了，如果让他们自寻干戈，那么他们不是内部崩溃，就是为曹所灭，曹操却让他们合了起来，与己争锋。
王夫之所说是有依据的。孙权原本已经在作争夺荆州的准备，刘备则如同丧家之犬，缺少一块立足之地，曹操如果利用他们之间对于荆州各怀鬼胎的固有矛盾，先分化瓦解，再各个击破，平定江南的目标未必注定达不到。然而，还没有消灭刘备，就忙着威胁孙权，客观上促成孙、刘的联合，给自己招来致败的祸根。恰似诸葛亮预期的那样，“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赤壁之战成为确立三国分峙的决定之战。如今从后人角度加以反思，曹操之所以会发生那样的战略失误，源于他基本统一北方之后，既骄傲自大了，又过分急于事功。骄傲自大则盲目轻敌，急于事功则轻躁冒进，结果遭到惩罚，不仅直接导致了赤壁鏖兵的大败亏输，而且严重阻滞了悉定天下的宏图大业。对于曹操个人来说，这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挫折，而对于中华大一统民族国家的发展来说，也应当视为一个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赤壁之战结束后不久，曹操又给孙权写过一封信，公然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获此虚名”。当时曹操军中确实疫病大起，决定了一败之后，全面退军，但说成“烧船自退”，终究是在自我解嘲。另一方面，这封信也透露出一点消息，那就是曹操集团并未因为赤壁之败大伤元气；相反地，曹操从中汲取了血的教训，及时作出战略调整，重新实行区别对待，各个击破。在东线，从建安十四年（209）七月开始，他就派水军入驻淮南，委张辽、乐进、李典镇守合肥（今属安徽），并在苟陂、茄陂屯田。在建安十七年（212）至二十四年（219）的八年间，曹、孙两方在合肥、庐江（今安徽庐山西南）、濡须口（今安徽无为）一带六次作战，曹方取得五胜一负的战绩。在南线，曹操自赤壁溃退之初，便派族弟曹仁镇守襄阳、樊城。原先刘表治下荆州所辖的七郡，曹操占据南阳郡和南郡北部，孙权占据江夏郡和南郡南部，其余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名义上是刘备向孙权“借”的，实际上由刘备所占据，形成了三分对峙局面。
曹操把主要的突破口放到了西线，于建安十六年（211）派钟繇、夏侯渊率军讨伐汉中张鲁。曹军入汉中必经关中，关中的马超、韩遂等人联兵反叛，十部人马齐集潼关，曹操又派曹仁督军西征。当年七月，曹操亲临潼关前线作战。至九月，曹操取得了渭南大捷，关中大部分地区都归到了他的旗帜下。战事几经反复，到建安十九年（214）十月，曹军夏侯渊、张郃等部已经荡平河西地区，韩遂兵败被部下所杀，马超逃到益州投降了刘备。建安二十年（215）曹操亲率大军征讨汉中张鲁，七月抵达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十一月张鲁归降。曹军张郃乘胜攻击到三巴，在岩渠（今四川渠县东北）被蜀将张飞击退。这之前的七月间，时任丞相主薄的司马懿曾进言曹操，不失时机地进兵益州，消灭刘备集团。曹操说：“人苦未足，既得陇，复望蜀邪？”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已得陇而不望蜀，表明了他重视刘备这一个敌手，不愿意重蹈昔日轻敌冒进的覆辙，是否因而错失了灭刘良机，很难说。不过从战略成果上看，荡平河西和占据汉中，曹操又一次品尝了胜利。到建安二十四年（219），盘踞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的地方割据势力都向曹操送“质”归附，终于实现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浑然一统，较之四分五裂是个明显改观。
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担任丞相，十八年（213）五月受封魏公，二十一年（216）晋爵魏王，二十五年（220）正月病逝于洛阳，终年六十六岁。临终留下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
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明确宣示要丧事从简，体现出他一以贯之的“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据裴注所引《魏书》记载，他为公为王以后，后宫里一直坚持实行宫人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了就补纳再用，茵蓐之物备取温而已，无有缘饰。历次征战中，攻城拔邑掠得的靡丽之物，悉数赏赐给有功人员，功绩宜赏的不吝千金，无功望施的分毫不给，各地进献的财宝也与群下共享之。
他认为“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预先备制了终亡衣服，合计不过“四箧而已”。又据《傅子》和《曹瞒传》说，汉末王公“以幅巾为雅”，袁绍之徒“皆著缣巾”，而曹操则“以天下凶荒，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