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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裕仁召集陆海军参谋总长，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建议。他说，战局“正在逐渐扩大，上海的事态变得很严峻，青岛的形势也不稳。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多方用兵，战局只能拖延下去。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加大打击怎么样。”他还说，“以我们公正光明的态度而实行的”和平，只能通过这种巨大胜利才能达到。“不能没有收拾时局的方策。”——在这里，天皇成了他自己幼稚表现的受害者——“不能没有让支那反省的策略。”
参见天皇3天后，统帅部递交了他们答复天皇提问的书面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一场大规模的空战将摧毁中国的空军、军事设施、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但是只靠空中打击可能不足以使中国的军队和民众“丧失斗志”，日本还将占领华北的某些战略地点，与国民党军队直接交战，占领上海，对中国的海岸进行海上封锁。当时陆军和政府中有些人试图避免全面战争，而海军却强烈主张这个政策。裕仁认可了这份报告，只是对其中的向青岛派兵和占领上海附近的空军基地表示了担心。此时，裕仁再一次积极地，而不是勉强地接受了海军提督的观点，要求他的将军们果断地采取行动。
在8月31日发布的“向华北派遣北支那方面军”的命令中，基于战争很快就结束的认识，裕仁的命令充满火药味：“摧毁敌人的斗志”，“消灭中部河北省的敌人。”但是按照他的意思，命令中删除了向青岛派遣部队的内容。之后的两个星期中，裕仁批准了为增援战斗已陷入僵局的上海地区而准备的6次部队调动。9月7日，天皇批准了部署3个师团和台湾驻军赶往上海前线，同时，出于对苏联的戒备，他命令派遣其他部队前往满洲守卫。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强烈反对增强部队，因未能阻止而辞职，后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副长。
在中国的战争一开始，就出现了如何定义日本战争目的的问题。1937年9月4日，陆军大臣杉山在对指挥官的训示中指出：当前的事态“与帝国曾经历过的所谓事变完全不同，已经转变为全面战争，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同一天，裕仁在致帝国议会开会式的诏书中表示，尽管他一直全神贯注于“通过与中华民国的合作来确保亚洲的安定……然中华民国没有完全理解帝国的真意，不断引起事端，最终导致目前的事变，我对此感到遗憾。如今，我的部队正在排除万难，忠勇制敌。这只是为了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的和平。”
日本需要不宣而战。因为石油、钢铁、棉、铜都依赖从美国进口，日本领导人担心如果日本因为宣战而成了正式的交战国，美国可能会拒绝输出这些战略性物资。以“事变”而不是以战争的名义作战，可以使美国的工业界和原料出口业界回避美国1935年的中立法案和1937年5月被进一步强化的同法案。作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手段，美国商业界急切想继续这些生意。
包括以往的3次对外战争，日本不愿清晰定义战争目的的其他原因，更多属于精神上的。毕竟，日本存在着官方神学，大量神学家，包括大学教授、禅宗和日莲宗佛教僧侣以及政府官僚等都是信者。根据它的阐释：天皇是一个活着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日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它的战争自然也是公正的，永不会侵略。因此，它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通过“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占领下，这是被占领民众的幸事，绝不是殖民地扩张。自然，对于那些抵抗的人，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但是从形式上讲，没有“战争”，只是一个“事变”。
因此，从战争初期，日本政府就反复将“支那事变”称为神圣的战斗，即“圣战”。战斗拖得越久，思想家们就越是坚持用“圣战”这个词。它表达了在天皇仁慈统治下统一世界（“八纮一宇”），使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国家使命。
军事干涉
到了11月初，中国的战争使近卫首相、天皇和陆海军统帅部清楚地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合理更为有效的最高指挥机构，以统制战地部队实施国家政策。10月已经建立了一个内阁计划委员会。11月27日，裕仁在近卫的建议下，下令在宫中成立“大本营”（天皇的司令部），这是一个纯军事机构，裕仁通过它可以行使大元帅的宪法职权，使陆海军能够更加统一行动。从此，一周中有几天的上午，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部长，陆相、海相、陆海军的作战课课长和裕仁的侍从武官长都会在宫中商议几个小时。大本营有200多人，最初更近似于一个随意的军官聚会，而非近卫原来所设想的，是一个有效的经营战争并且协调政治和战略的机构。
同时，也是在近卫的推动下，1937年11月19日，组建了一个政府内部的联络组织：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近卫希望陆海军统帅部与政府能进行更紧密的协商。会议的目的是协助将两个军事部门的决定和要求与政府其他部门的政策和对策统一起来。这个联络会议从一开始也是一个临时的，很少召集会议交流情况。
联络会议的最终决议在有裕仁亲自参加的特别会议上进行决定和正式公布。这些“御前会议”（天皇会议）既不是依照政府规定设立的，也与宪法程序无关。然而由于是天皇召集并批准了会议的决议，当时的日本人就认为御前会议是合法的，即使实际参加会议的只有首相和财政大臣等少数国务大臣。从1938年1月11日到1941年12月1日为止，御前会议至少召集了8次。参加御前会议的人除了天皇以外，还有陆军参谋总长及次长、海军军令部部长及次长，陆相、海相、首相、藏相、外相、枢密院议长和计划院总裁。陆海军的军务部长和内阁秘书们不能参加御前会议。除了1941年的两次重要的御前会议，报纸都在会议之后立即向公众进行了报道。报道都很简练，包括会议参加者和他们的服装，同时强调决议为全员一致通过。
裕仁主持御前会议，并批准那些不仅影响着日本命运、而且受日本政策牵连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命运的决策。御前会议通常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之后举行，而在联络会议上，各个利益党派达成的决议中就有天皇的参与，所以昭和天皇对将要“决定”的事务内容，事先就已经掌握。从根本上讲，御前会议的目的是为裕仁天皇提供一个表演的场合，就好像他是一个真正的立宪君主，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责任，只是依从顾问的建议在批准事项。在这些会议上，文职大臣们身着晨礼服，军事官员则是正装军服。然而，这些戏剧性的要素掩盖不了会议的重要性。并不是所有的御前会议都是同样形式，天皇在所有的会议上也并不是都缄口不言。
御前会议是将“天皇意志”合法地转换为“国家意志”的工具。因为每个参与审议的人都可以声称他们是顺应、根据和在天皇独一无二的权威之下行动的，而天皇则可以声称他是依照国务大臣的建议行事的，所以，御前会议分散了承担责任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日本的无责任习惯的最高体现，因为它支撑了4个不同的假象：（a）内阁拥有真正的权力；（b）内阁是天皇最重要的顾问机构；（c）内阁与军统帅部之间对需要商议的事务经过妥协达成合意；（d）天皇是一个被动的君主，仅仅是批准那些提交上来的各项政策决议。但事实正好相反：一个无力的内阁，一部被阉割的宪法和一个强有力的天皇。他通过各种不同的干涉方式，间接地、但每一次都是决定性地，积极地参与了侵略的策划并引导了实施的全过程。
大本营的主要成员都向裕仁提出建议，但是能将天皇的命令传达给陆海军战地指挥官的只有统帅部长。通过大本营，裕仁对陆海军行使了最终指挥权，其中包括直接听从天皇指令的战地部队：关东军和在中国的方面军。通过联络会议，天皇和统帅部试图与文职政府在政策上协调一致。但是事实证明裕仁不可能实现战争领导上的协调和统一，因为大本营再次促发了陆海军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