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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林银行崩溃的几小时前，利森从其位于新加坡的办公室逃走。他先是逃往马来西亚，后来又到了缅甸，泰国，并最终到达德国，在那里警方为他提供了一间小巧的监狱。经过六个月激烈的谈判，利森被遣送回新加坡，接受当地司法系统的裁决。
橙县宣告破产。巴林银行的残余则以1英镑的价格出售给了荷兰银行和ING保险公司。
因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罗伯特•；塞琼和尼克•；利森共同获得了1995年搞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
获奖者无法，也许是不愿意出席颁奖典礼。两人都有事要忙。
塞琼开始服刑，为期5年（最终减为1年）。他透露说在决定如何投资和投资于什么领域的时候，他不仅咨询过美林和其他一些大型金融咨询公司，还向当地一位据说通灵的人和一位函授占星师讨教过。
利森在新加坡樟宜的丹娜美拉服役，为期6年（最终减为2年）。服刑期间，他与他人合作，出了一本有趣的书，题为《骗子交易者：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并震动整个金融世界的》。书的最后部分描述了他从德国被引渡回德国的经历。想到他过去的上司，利森显得颇为高兴：
“我很高兴在这场灾难中我只需对我自己负责，而不用对他们负责。更高兴的是，我安安稳稳地待在监狱里，他们却坐在家里，自己的信誉已经毁誉一旦，却一筹莫展，他们知道朋友们在背后是怎么说他们的，“操他妈！”，我想是这样的。
从监狱出来之后，利森开始了巡回演讲。根据媒体统计，他已经获得了大约10万美元的收入，而他所做的就是警告听众要加强公司管理和管制。
经济学第10节 劳埃德领导的保险灾难
“无论过去一、两年的生活是多么不尽如人意，只要想到我不是劳埃德的成员之一，就足以聊以自慰了。”
——马克思•；黑斯廷，《每日电报》编辑，《终极风险》一书中引用了这句话
官方文献
搞笑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
伦敦劳埃德公司的投资者们，300年来这家保险公司都以谨小慎微、管理审慎而著称，但是这些投资者却试图这样给他们自己的灾难上险：拒绝为公司的亏损掏钱。
介绍伦敦劳埃德公司的书有很多，其中一本名为《终极风险：劳埃德巨变内幕》，亚当•；拉斐尔著，四墙八窗出版社（Four was Eight Windows）；1995。
三百年来，伦敦劳埃德已经成长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创新意识最强、影响最大、最受人尊敬也是最赚钱的保险公司。但是它一点点地走向了毁灭。
按照法律，劳埃德的投资者应当为公司的损失付款，他们也曾起誓要这么做。头300年，劳埃德一直在盈利，但是从它走下坡路的那一刻开始，大部分的投资者——包括许多拥有巨额财富、显赫权力、卓著声誉的人——都拒绝为公司付款。他们的行为将公司推向了深渊。
许多人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策。
直到20世纪80年代，劳埃德公司的组织方式一直都很特别，当然它的盈利也相当可观。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劳埃德却是一团糟，局面混乱不堪，但是在其之上，还有一个更混乱的局面，这个更混乱的局面又是由一个更为大范围的混乱所支持，这种最大范围的混乱里所隐藏的危机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直到事情败露之前，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一直以来都是完全归一个私人团体所有，其成员将这个团体称为“名字”。能够成为“名字”的一员是一种殊荣，他们享有特权；只有那些有钱有权的人才能被挑选入内。和其他公司的投资者不同，“名字”的成员发誓一旦公司遭受损失，那么成员应当割让自己的财富来帮助公司，在当时这种事情看起来是不会发生的。令人庆幸的是，劳埃德几乎从来不会蒙受损失。几乎每年公司都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供那一小群“名字”成员所共享。
这种体制的确令人满意，也似乎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而且是瞬间巨变。一系列自然灾害——贝茜龙卷风、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泄漏——使得公司发生了亏损。许多“名字”成员都恼羞成怒，扬言拒绝为公司付款。
劳埃德公司的经理们就像捞救命稻草一般开始发展新的投资者——许许多多的投资者。他们放松了规定，任何人现在都可以称为“名字”的成员，而不局限于那些富人。劳埃德一下子就有了成千上万个新“名字”。其中很多都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尽全力——抵押了所有净资产，无论多少——只为了有可能（可能，仅仅是可能！）挤入英国的上流社会。1970年时，“名字”成员有600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相当富有的人，但是到1987年，30000名“名字”成员中大部分都来自中下阶级。
当公司发生巨额亏损的时候——1988年亏损5亿英镑，1989为20亿英镑，下一年差不多达到了30亿英镑，许多新的“名字”成员不得不赔上全部家当。对他们来说，这一切就像是“欢迎来到劳埃德，欢迎立即破产！”一样。
形势十分严峻。许多人拒绝付款而是选择上诉。
等等，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劳埃德的管理者聪明地留了一手。他们同政府达成协议，劳埃德可以不受许多国家基本金融规则的约束，这样名字“成员”就很难上诉。
等等，事情还没完。根据劳埃德的奇特规则，这个注定要毁灭的“名字”团体欠公司的不仅是他们目前所拥有的财产，同时还有他们将来的收入。要知道没人能知道将来自己还会拥有多少财产。甚至没人知道这个数字有没有个底。如果“名字”的成员去世了，那么他的义务就要由他的子女们来履行。
还有吗？当然还有！传统的劳埃德体制，这个令人愉悦的体制规定那些老资格的、更富有的“名字”成员还有和他们关系良好的那些新成员是不必付任何欠款的。
还有？很高兴你这么问了。许多老成员对那些面临破产的新成员的起诉表示强烈不满，也没有向他们伸出一点援手。贵族是不施恩的。
因为他们造成了如此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劳埃德的所有“名字”获得了1992年搞笑诺贝尔将的经济学奖。
获奖者们无法，也许是不愿意出席颁奖典礼。
上诉的呼声此起彼伏。“名字”成员迅速缩水——2001年，成员只剩下不到3000。劳埃德仍旧得以生存：它将股份出售给了公司投资者，这些聪明人是不会接受那些看似诱人、实则会榨干你每一滴血的条款的。至于劳埃德的未来：没人知道劳埃德的那面著名的丧钟还会鸣响多久，或者说，为谁而鸣。
经济学第11节 垂死挣扎以减少税款
“2000年1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新千年的第一周当地医院报告的死亡人数竟然比1999年最后一周高出50。8％。该报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老人们都希望能够活着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显然，预见到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会激发人们活得更长久。”
——摘自经济报告《垂死挣扎以减少税款……》
官方文献
搞笑诺贝尔将经济学奖授予
密歇根商学院的耶尔•；斯莱姆罗德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德沃依切赫•；科普齐克；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如果推迟死亡时间就能使继承人少交遗产税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延长自己的生命。
他们的报告《垂死挣扎以减少税款：来自死亡/遗产税弹性方面的证据》发表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报告》上，第W8158号，2001年3月。
在进行了一系列缜密而有技巧的调查之后，耶尔•；斯莱姆罗德和德沃依切赫•；科普齐克找到了证据，表明人们确实能为了钱做任何事——包括死。
经济学家通常都认为人们做出的都是理性决策，人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冷静、利己的考虑。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却对此论点表示怀疑。
耶尔•；斯莱姆罗德考虑了很久，然后提出了一个一般经济学家都不敢问的问题：
“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说，死亡是不是也是一种理性决策呢？经济学家假定人们在设定其他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时；比如说生孩子或结婚，都会运用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