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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这位经济学家1845年写的《蜡烛商的请愿书》。他以蜡烛商的名义说，我们实在竞争不过太阳，太阳的光是无代价的，因此，希望立法者让全国用幕布遮天，让普天下永远黑暗，全国经济才能繁荣。他的这篇文章现在仍被广泛引用，这个故事经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引用已家喻户晓。读到这里，大家一定会猜到，我介绍的这位经济学幽默大师是巴师夏。如果这位女士有幸与巴师夏结婚，读这位大师的书，听这位大师侃经济学，她一定会每天开怀大笑，不想死去，也许绝症被欢乐战胜了呢！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的著作中充满了这种幽默的笑话和看似谎谬却使论敌无法回手的逻辑推理。他这类著作包括《经济诡辩》（Sophismes éConomiques； 1847）； 《看见什么和没看见什么，或一堂政治经济学课》（Coqúon voit et ce qúon ne voit pas； ou I’éconmie politique en une lecon； 1846），但他主要著作是《和谐经济论》（Harmonies économiques； 1850）。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8章
尽管巴师夏写的书极富幽默感，其实他的人生并不顺利。他出在法国巴荣纳，九岁时就成为孤儿，但仍受到过良好教育，读书甚多。他在24岁时继承了祖父的遗产后，经过商、务过农，但都没成功。他有点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那个心地善良但笨手笨脚的皮埃尔伯爵。1830年波旁王朝逃出法国，但还招集了600名青年勇敢冲进一个波旁王朝的堡垒。结果里面的人不战自降，请他们共进美酒，英雄主义行为变成了笑谈。他一直住在乡下，被巴黎人称为“外省人”。1844年，他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国和英国的关税对两国国民前途的影响》的文章，抨击关税保护，倡导自由贸易，引起轰动，自此进入经济学界。此后，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与小册子。他犀利、幽默、冷嘲热讽的文章在社会上比那些严肃学者的规范论文影响大得多，并于1848年当选为议员，可惜天不假其年，他患肺结核病，并于1850年去世，年仅49岁。据临终时在他身边的牧师说，他最后喃喃自语的话是“真理，真理……”。
那么，巴师夏追求的是什么真理呢？他认为，人类社会表面看来纷纭扰攘，每个人都为一己私利而奔波，实际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之下，社会是和谐的，每个人利己的努力最终有利于整个社会。在国内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之间没什么矛盾，利益是一致的；在国际上，各国之间是和谐的，自由贸易可以保证共同富裕。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的悲观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不同，他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其实那种幽默、风趣的文风正是他对社会乐观态度的体现——一个总是忧国忧民的人，哪能幽默起来呢？
当然，即使从那时的观点来看，他的这套观点并不是什么创见，也没有理论上的深度。所以历来经济学大师们对他评价都不高。英国经济学大师A·马歇尔（A。Marshall） 认为，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并不比他反对的社会主义者强多少。熊彼特则说，巴师夏不是一个坏的理论家，而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家。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美国经济学家H·凯里（H。Carey ）在他的《社会科学原理》序言中甚至指责，巴师夏剽窃了他的理论。
巴师夏的功劳在于用幽默生动的文风传播了经济学。正因为如此，巴师夏被称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自由贸易福音传教士”。熊彼特称他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经济记者”。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Edgeworth） 称赞他在把前人的经济学发现通俗化方面是个天才。其实，能用一支幽默、风趣而又通俗的笔把那些深奥的经济学道理介绍给大众，不也是一种成功吗？何必都去创新呢！读巴师夏的作品是一种享受，在享受中又领略了自由主义真谛，这不正是我们至今仍然怀念巴师夏的理由吗？
小经济学家的大贡献
提起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这类经济学大师，谁都不陌生。他们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构成了一部经济学史。但他们的成就也是站在其他人肩膀之上的。这些其他人往往并不是巨人，而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小经济学家。
现在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中的供求定理是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古诺发现的。尽管古诺曾被冷落过，但在19世纪末经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推崇，现在已是大师级人物。其实在发现并运用供求规律，并对此做出贡献的人中还有许多是至今仍名气不大的学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的一些法国工程师。 修建这些铁路的工程师也是经济学奠基者，也许他们连照片也没留下，但他们留下了有形的铁路与无形的思想。
19世纪50年代是法国铁路的发展与迅速扩张时期。许多有才华的青年被吸引到工程师这个行业。这些工程师不仅设计和建造铁路与桥梁，而且注重分析铁路的经济效益。他们在微积分这些数学工具方面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在从事铁路等公共工程建设中收集到大量有关这些项目成本和收益的统计资料。正是这两种优势的结合使他们对供求关系和成本—收益分析做出了其他经济学家所无法做出的贡献。这些工程师集中在法国的桥梁与道路学院，该校自1747年建立以来就有从经济角度研究公共工程的传统。该校先后对供求和成本—收益分析做出贡献的学者有亨利·纳维耶（Henri Navier； 1785~1836）、约瑟夫·米纳德（JosephMinard； 1781~1870），查理迈格尼·古托理斯（Chavlemagne Courtois； 1790~1863）、埃米尔·谢松（mile Cheysson； 1836~1910）、雷诺塔韦·尼耶（René Tavernier； 1853~1932）、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 1853~1939）等。被吸引到这一团体中的还有美国人查尔斯·埃利特（Charles Ellet； 1810~1862），比利时人埃尔分斯·贝尔派尔（Alphonse Belpaire） 和奥地利人魏尔海姆·诺德林（W： lhelm von Nrdling）。但对成本—收益分析做出重要贡献的还首推阿尔塞纳—米尔—埃米尔—朱节纳尔·杜普伊特（ArsineJulesm： le Dupuit； 1804~1866）和狄奥尼修斯·兰德纳（Diony sius Lardner； 1793~1859）。
杜普伊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工程师之一，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工程师。他关心的是公共工程的经济收益或净收益，以及公共工程所产生的社会福利。为了分析这个问题，他研究了需求的效用基础以及公共工程效用的衡量。在这种研究中他对边际效用、需求、消费者剩余、垄断和歧视、边际成本定价等领城的研究都做出了重大发现。他最早把边际效用与需求曲线联系起来，研究了岐视价格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他根据这些理论计算了桥梁的收费标准以及成本和收益的关系，成为今天成本—收益分析的先驱。杜普伊特的这些成就现在已受到高度评价，较为详细一点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中都有文章或专节介绍杜普伊特的贡献。
至今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是兰德纳。兰德纳也曾在法国的桥梁与道路学院学习，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所做出的贡献显然与这个学校的传统相关。但他是爱尔兰人，早年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研究过数学和天文学，且兴趣广泛，被称为“流浪者狄奥尼修斯”，指他兴趣与涉猎领域之广。他写过代数几何和微积分著作，并在1829~1849年策划并主编了长达133卷的《兰德纳珍藏本百科全书》（Lardners Cabinet Cyclopaedia）； 任伦敦大学自然哲学教授。他惟一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是1850年出版的《铁路经济》。这本书仍被经济学家重视，在1968年重印。
兰德纳对供求的研究受以杜普伊特为代表的桥梁与道路学院传统的影响，即重视数学和图形工具的运用，重视实际问题与资料，以铁路的成本—收益为中心。他研究中的资料主要是他在比利时担任铁路官员时所收集的。
兰德纳把铁路运费作为自变量，把总收益和总成本作为因变量，研究运费变动与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关系，从而说明铁路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兰德纳用图形说明，当运费增加到无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