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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尚贫穷还要当志愿者，自己的屋子没有扫，却要去扫天下，这不是市场经济的精神。希望每个人都牢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美好。
尊 重 财 富
近日看电视剧《走向共和》，又重温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北洋海军为什么被日本打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缺钱——不用说买速度更快的船了；连炮弹也缺乏。为什么缺钱？我觉得不仅仅是国家穷；财富不多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清王朝不尊重财富。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中国人家家都供奉赵公元帅或关公这样的财神，朝庭也以敛财为能事，这还不尊重财富吗？其实；这只是人类生而有之的本能——爱财、贪财，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尊重财富。
中国传统社会真正尊重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是权力拜物教；而不是货币拜物教。人人心中的梦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不是成为洛克菲勒。这种社会通行的原则是有权才有钱，而不是有钱才有权。无论用什么方法（科举或买官）获得了权，就可以用权去敛财。但无权有钱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不仅要“自觉自愿”地向当权者交钱，还随时面临被剥夺的危险。这种社会中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一切财产属于皇帝。这种社会也没有富人的社会地位。翻翻一部二十四史，都是有权人的历史，难见有钱人的记载？晋商算是当年中国的洛克菲勒了，《清史稿》有传记吗？
有权才有钱只能说当权者爱钱，但并不是真正尊重财富。尊重财富首先要知道创造财富。但当先有权后有钱时，财富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掠夺来的。国外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对海外的殖民掠夺；国内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大小官吏的横征暴敛。这只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财富并不是权力创造的，是企业家和劳动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创造的。当财富创造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地位时，当创造财富的活动受到权力的压制时，当创造出的财富被权力剥夺走时，这个社会决不是尊重财富的。据国外经济史学家研究，中国从西汉到解放前，人均GDP仅仅增加了20％左右。漫长的两千年中，财富的增长如此缓慢，这不能不说是不尊重财富的结果。清王朝无力支撑一支强大的海军，说到底还是这个王朝不尊重财富。
尊重财富还要善于运用财富。这就是要用财富来创造财富，用不断增加的财富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来保证国家安全，人民自由幸福。那些当权的大小官吏们，财富是抢来的，用起来也就不知珍惜了。你看《走向共和》中的慈禧，每顿饭118个菜还说无法下筷子，大量的钱不是用于富民强国，而是去修供自己一人享受的颐和园。这样暴殄天物，哪有一点尊重财富的影子？所以，甲午海战之败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要尊重财富？财富是一国人民幸福的基础。什么是幸福？幸福是每个人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换句话说，这个社会是由各个自由的人组成的；国家的根本职责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民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每个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财富；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的自由。要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必须有“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以财富为基础。
人民自由的基础是国家的独立。一个受外敌入侵国家的人民是谈不上自由的。国家的独立有赖于一国的财富。只有财富多了，国防才能强大；人民才有自由的保障。腐败的清朝财力匮乏，没有强大的海军，怪不得连一个“蕞尔小国”日本都打不过。财富是每个人和整个国家自由的基础。人有钱才有自由。财富对人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基础。国家有钱才能保证每个公民的自由；为每个人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尊重财富就是尊重人类最高的共同价值观——个人自由。
哈耶克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有了权才有钱的社会，后者是一个有了钱才有权的社会。把这个意思引申一下就是，传统社会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财富的社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应该从全社会尊重财富开始。这就是要建立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和使用的制度。无论是产权制度、激励机制，还是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以此为目标的。现代社会的人认识到财富的意义，一切思想意识和制度都体现出对财富的尊重。
不爱财富的人很少，有些人指责“铜臭”，多是文人的假清高，或者是想钱而得不到的“酸葡萄心理”使然；其实并不是不爱钱。但真正尊重财富的人并不多。社会不尊重财富，就是没有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的制度，个人不尊重财富，就是不懂得用勤劳和智慧去获取财富，封建社会说到底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说到底是从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开始的。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整个社会对财富的尊重。真正《走向共和》的基础不是政治家们的争斗，而是尊重财富。
愿我们的国家沿着这一条路走好。
安全带不安全
自从人类发明汽车以来；车祸一直困扰着社会。随着汽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车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车祸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为“头号杀手”。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拉尔夫·纳尔德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Ralph Nader：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对汽车安全的关注。美国国会对此做出反应；通过立法要求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安装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设备。现在；这一做法已在汽车行业得到普及。
有关安全带立法的动机无疑是正当的，这种法律的实施的确减少了在重大车祸中司机与乘车人的死亡率。但是，安全带真的安全吗？美国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在19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统计数字说明实施这项法律之后，每次车祸死亡的司机和乘车人虽然减少了，但车祸次数却大大增加，死亡的行人和未系安全带的乘客增加了。结果是有安全带的人死亡略有减少，而其他人的死亡率大大提高。结论是安全带增加了车祸和净死亡人数。于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芬·兰德伯格写了一篇文章，副标题就是“安全带如何杀人”。
安全带为什么不安全？这就在于安全带这种制度除了减少司机死亡率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当没有安全带时，司机开车谨慎，也不敢开飞车，事故发生率就低。但这样做也有代价，那就是耗费司机的时间与精力。当减少生命风险与费力耗神的成本相比时，安全是第一位的，理性人必然愿意付出成本去换取减少生命风险的收益。换言之，没有安全带时，谨慎开车是一种理性选择。
但当有安全带时，生命的风险大大减少了，即谨慎开车的收益减少了，谨慎开车的成本并未改变。成本…收益的变动使司机敢于开飞车，满不在乎地开车，酒后驾车或非司机开车。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车祸增加了，行人与没有安全带的乘客死亡率上升了。危险才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家说，最有效的汽车安全设施是在方向盘上安一把匕首——这时哪个司机也不敢开飞车了，因为一出问题司机马上会被匕首扎死，减少风险的收益远大于任何成本，这时当然就不会发生车祸。
在现实中，类似安全带这样动机良好但引起不良后果的制度还有不少。旨在劫富济贫的高税收政策使成功的企业家不愿意投资；结果穷人找不到工作；更穷了。输血式扶贫强化了贫困地区的依赖心态，越扶越贫。最低工资制度使企业用机器替代工人，低收入者找工作更难；等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研究制度的效果。对社会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制度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它会引起什么效果——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