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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来研究转型问题，就有了深度。他研究苏东问题、转型经济和制度经济学都有专著问世，出书后他都赠给我，名义是要我指正，实际上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也受到许多启发，深感后生可畏。
读他的文章开始并不觉得理论有多么高深，只觉得有趣。但这种有趣吸引我去读、去想，从中也就悟出了一些道理。他很生动有趣地用一些司空见惯的事件讲经济学道理，让人能读下去，读了还有所得。我想这关键在于他的观察与分析是立足于现实的。例如，收入本书中的“小脚侦缉队的作用与局限”；谈的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事——家委会的老大娘们维护秩序（“文化大革命”中有个把小脚侦缉队员也做了坏事——如把返城的知青赶回乡下接受再教育）。但他从中引出了市场经济中制度与国家作用这个大道理。从这件事谈这个道理，不仅立意深了，读来有趣了，而且有了新意。这篇文章引起关注和争议，我也看过批评这篇文章的文章。引起争议说明他论述的问题的确有意义。一篇文章发表了，无论有人支持；还是有人反对都是好事。如果像保密文件一样没人看，或者看了没有反应才是悲剧，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让你在“沉默中死亡”。王跃生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都没有在沉默中死亡，而是在争议中新生，这就是学界对他的最好评价。
如今经济学是“显学”。当年王跃生的同学有的出国了，有的升官了，有的发财了，像他这样在学术阵地的“留守男士”并不多。其实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勤于工作的品行，也完全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选择了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之路。我们从他文集中的另一类文章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浮躁年代的那份平常心。他写其他经济学家的出世观其实也是他的想法。不与世争名争利，不去花花世界中潇洒一回，而是甘于淡泊的学者生涯，埋头读书、思考、教书、写书。“出世”并不是当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更可以冷静、客观地思考这变化万千的世界。这样也才有了这些会给人以启发的佳作。文如其人，古人不欺予也。
经济学是什么？说的高深点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但王跃生认为“经济学是一盘家常菜”。经济学是要解释世界的，是要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的。这样，经济学就应该像“西红柿炒鸡蛋”、“宫爆鸡丁”、“麻婆豆腐”这类常吃的菜那样让你觉得可亲。但做好这些家常菜并不容易。是大厨师才能做出好家常菜，这叫平凡出伟大。读汪朗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写的有关吃的随笔，方知家常菜大有学问。王跃生就是这样一个做经济学常菜的大厨师。他的菜端上来了；欢迎大家都来品尝。
本来应该是一篇短序，没想到写了这么长。再写就喧宾夺主了，就此打住吧。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果盘、甜品和正餐”；我想；且把我的这个序作为正餐之前的布丁吧。
写作基础
是在中学时奠定的——读书经历之一
我上中学时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爱学数学，还在太原市中学数学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也爱写诗，在老师指点下背过古诗词，背过自己喜爱的马雅可夫斯基和贺敬之的诗。不过所写的诗无非是革命的豪言壮语而已，诸如想当一个地质勘探队员；“迎着朝阳，迎着风沙，为祖国找宝”之类。上高中后，自己看着都不好意思，就把所写的一本诗都烧了，诗人生涯就此结束。但对语文和写作不太在意；好在尽管没下什么功夫，成绩仍在“良”以上，也没有“危机感”。
作文的“危机感”来自上高中以后。高一时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晋煤外运”（当时我上的是铁路中学，劳动课就是参加晋煤外运的装车工作），自认为写得还不错，没想到作文发下来，我是班内惟一的一个不及格者。以往的作文从未在“良”之下，这次不及格无疑是当头一棒。于是，我去请教老师，如何才能把作文写好。
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姓计，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据说是1957年反右时犯点错误（还不是右派）才到我们中学来教书的。那时老师对学生是有求必应。他先把我那篇不及格的作文点评了半小时，总体上有两大毛病。一是条理性差，中心不突出，二是语句罗嗦，也不通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作文上受到如此严格的批评。老师的话说的并不严厉，但却让我感到，对语文不能再等闲视之了。
计老师告诉我，他知道我数理化好，但如果语文不行，连自己的思想都表达不清楚，什么都没用。我至今记得他的一句话：“写好文章是人一生事业的基础，写文章的基础在中学要奠定，以后就晚了。”他还告诉我，写好文章有两条：一是要注意观察生活，尤其是生活中各种细节。要有写日记的习惯，把自己遇见的事及对这些事的想法记下来；二是要读一点好文章。走马观花地看小说，读闲书，都对写作有帮助，但重要的还是认真读点好文章，看人家的文章结构，内在逻辑，用词造句。好文章要多看几遍，甚至背下来。他建议我，古文可以选读《古文观止》上的文章，现代的文章可以看《人民文学》和《文汇报》。那时，学生是把老师的话当“圣旨”的。我从此开始认真地读自己认为好的文章，有些文章抄录下来，有些还能背下来。也许是在阅读和写作上下了点功夫吧，作文水平也有些提高了。计老师不时给我点鼓励，我学语文的兴趣更大了。
高一下学期，我们语文老师换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郭曼君老师。郭老师是女的，颇有点浪漫的气质，喜欢文章充满感情，用词华丽，她喜欢冰心、朱自清、魏巍、杨朔、刘白羽这些当代散文大师的文章，特别是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山茶花》。她说这些文章情文并茂，要背下来。学生总是跟着分数这个指挥棒转的。她给自己认为情文并茂的作文打高分，我们也就向这个方向努力。我那时是语文课代表，与她接触更多，受影响也大。我背这些人的文章，还在看书时记下自己认为好的用词或描写，写作文时就尽量往上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写作的一段弯路。郭老师讲的并不错，写文章应该情文并茂，但这个标准对我们这样没什么文学天才的中学生来说，似乎高了一点，脱离实际了一些。刘白羽、杨朔的文章也太矫情，太雕琢了一点，中学生学这种文风会画虎成猫。中学作文是命题作文，并不总是写自己想写的事；说自己的心里话。要情文并茂就难免矫情而堆砌词藻了。但我仍然很感谢郭老师，在她指导下我读了不少的好文章，而且懂得了用情写文章才感人的道理。当时用不好这个原则，但以后逐渐体会到文章中情的重要性。情是文章之魂啊！
高二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谢力之老师。谢老师学历不高，是本省一所师专（大专）毕业的。比起那些出自名牌大学的老师，他不算突出。但谢老师教学时间长，经验丰富，且刻苦钻研，教学水平远远高于那些从教时间不长的名牌学子。他当时是我们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常有文章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之类的杂志（当年发表文章十分难，能让文章变为铅字就令我们这些学生佩服得不得了），在老师和学生中威望极高。能让他教语文，我们十分高兴。谢老师知识丰富，讲课生动，尤其是那带点晋南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极有魅力。但“一朝天子，一朝臣”；谢老师对作文的要求与郭老师完全不同。要取得好成绩，还要跟谢老师的指挥棒走。
谢老师不赞成中学生学那种情文并茂的写法，强调情，可能是矫情，强调文，会用一些连自己也不懂的词汇。他认为，中学生关键是要打好写作的基础，这就是首先要把话讲清楚，让别人明白你在说什么。写事，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写论说文，要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文章要中心突出，层次清楚，有逻辑性。用词要朴实，词要达意，不必过分修饰，尤其是不能用自己也不明白其意的词。只有把这些做到了，才能谈得上进一步提高。中学生写作文是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不是要发表，因此，还要练习写作的基本功；不要把大师的文章作为榜样。这些文章应该多读，但别想现在就写出这种文章；给自己立的标准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