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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管。
我和雨儿相爱时，正是我热中于提倡宽松理论的时期。事实上，在这一理论影响下，我们都偶有出轨的行为。可是，一旦我觉得她的行为越过了度，对我造成了伤害，我就不能忍受了。其实，所谓度是相对的，视承受力而定。我对自己的承受力估计过高，也对我们的爱情过于自信，结果自己证明了宽松理论的失败。雨儿始终大度地承担了我们婚姻破裂的责任，事实上我的责任更重。她对开放婚姻早有精当的批评，我翻开1987年的日记，上面记录着她的话：“爱有很脆弱的一面，开放的婚姻是胡扯，人性都是趋乐避苦的，人性的弱点利用互相信任寻求快乐，最后就会损害爱。爱是要付出努力的，在这世界上谁也别想占便宜！”真是一针见血，倘若我们都保持这个觉悟，结局很可能完全不同。当然，婚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人能拿出一种必定成功的理论。宽松也未必错，捆绑肯定比宽松更糟，关键也许在于在宽松的前提下双方都决不滥用自由。说到底，宽松也罢，捆绑也罢，你真想偷情是谁也拦不住的，就看你是否珍惜现有的婚爱了。
在发生婚变后的一年内，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实际上在总结婚变的教训。我在《婚姻反思录》中写道：“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对爱情可能发生的变化严加防范，但是也大可不必为它创造条件。红尘中人，诱惑在所难免，而每个当事人对于自己所面临的究竟是不可抵御的更强烈的爱情，还是一般的风流韵事，心里大致是清楚的。我的劝告是，如果是后者，而你又很看重（不看重则另当别论）既有的婚爱，就请你三思而不要行了。这对你也许是一种损失，但你因此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如果是前者，我就无需说什么了，因为说了也没有用。”“爱情是人生的珍宝，当我们用婚姻这只船运载爱情的珍宝时，我们的使命是尽量绕开暗礁，躲开风浪，安全到达目的地。谁若故意迎着风浪上，固然可以获得冒险的乐趣，但也说明了他（她）对船中的珍宝并不爱惜。好姻缘是要靠珍惜之心来保护的，珍惜便是缘，缘在珍惜中，珍惜之心亡则缘尽。”直到现在为止，我仍是这样看的，也是这样做的。红当时看了这篇文章，笑道：“保守主义业已成熟。”好吧，我乐于承认，在婚爱问题上，我已成为一个开明的保守主义者。经验证明，如同在别的领域一样，这个立场在婚爱中也能够开创出一种富有活力的秩序。
十、写作与心灵生活
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场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启蒙的氛围突然消散，商业热风迅速刮遍全国，时尚取代思潮成为时代的主要风景。人文知识分子被这个转折从中心甩向了边缘，有些人因此发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悲鸣。面对这个转折，我的心情却十分平静。我对做风云人物本来就没有兴趣，现在正好顺乎我的天性，与时代拉开距离，回归我的内在生活。个人生活中接连发生的变故也迫使我回到内心，沉思令我困惑的各种人生难题。
九十年代发生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就是我成了一个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实，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哪里是在写散文啊。因为妞妞的灾难，因为婚变，我不得不劝慰自己，开导自己，而我的资源只有哲学，手段只有文字，于是写下了许多哲学性的感悟和思考，这些东西便被人称做了哲理散文。同时，由于变故导致的心情，我难以潜心做系统的学术工作和写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变故频繁的五六年里，我写的散文数量最多，质量也比较高。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一个外力把我从一条轨道上撞到了另一条轨道上。可是，我因此脱离哲学的轨道了吗？我相信没有。在我迄今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这样一个时候，我从哲学那里获得了如此重要的帮助，为此我对哲学满怀感激。
在此之后，仿佛由于惯性，我仍写了不少散文。有一段时间，因为所谓名气，约稿特别多，我又不善于拒绝，不免写了一些臭文章，对自己并无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发表了议论。好在我对这种情况及时引起了警惕，下决心基本上谢绝了约稿。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我的写作必须同时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要受到怀疑。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到2002年为止，我发表了三百多篇散文，先后结为《守望的距离》（1996）、《各自的朝圣路》（1999）、《安静》（2002）三个集子。可以算作散文的还有随感录《人与永恒》（1992）和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1996）、《南极无新闻——乔治王岛手记》（2002）。我还出过一些别的集子，基本上是上述作品不同方式的选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人生哲思语编》（2000），它汇集了我的散文和随感中的所谓精彩句子和段落，按照主题分类编排，能收一目了然之效。在所有作品中，我自己很喜欢《人生寓言》，其中多数正是在妞妞病重时写的，却看不出一点悲苦的痕迹，一切悲苦都被智慧化解了。在南极写的那些思想札记包括读《圣经》札记也不错，在千古荒原上沉思两个月，这是多么奢侈的事情，不写出一点好东西是说不过去的。
回过头去看，我的写作之路与我的心灵之路是相当统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寻求觉悟和走向超脱的历程。我原是一个易感的人，容易为情所困，跳不出来。我又是一个天性悲观的人，从小就想死亡的问题，容易看破红尘。因此，我面临双重的危险，既可能毁于色，也可能堕入空。我的一生实际上都是在与这两种危险作斗争，在色与空之间寻找一个安全的中间地带。我在寻找一种状态，能够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我的写作就是借助于哲学寻找这种状态的过程。经常有人对我说，他们通过我的作品发现，我的内心既宁静又有激情，我对人生看得很透彻却仍充满理想主义，相反的因素结合得十分和谐。我不敢说我真的达到了这种境界，但我自信正在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生命态度，这种态度体现了我的个性与世界之间的恰当关系。我还相信，我今天的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包容了我的全部过去，我童年和少年时的敏感，读大学时的热爱文学和对生命感受的看重，毕业后山居生活中的淡泊心境，生命各阶段上内心深处时隐时显的哲学性追问，仿佛都在为这种状态做着准备，并在其中找到了归宿。
我的一些朋友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响社会进程。我不给自己树这样的目标。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我的所思所写基本上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写出的东西才会对那些面临着相似问题的人有所启迪，从而间接地产生了影响社会的效果。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中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说到我的作品的社会意义，我想提一下我的好友邓正来写的一篇评论。正来是学界公认的成就卓著的严肃学者，多年来专注于学术，从不写学术之外的东西。可是，在读了我的《南极无新闻》之后，他破例写了一篇题为《社会的“眼睛”与独行的个人》的评论，写完后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激动地给好几人打电话朗诵。这本书是我参加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的记录，由日记和思想札记组成。全书既记录了我在南极生活两个月的新鲜体验，字里行间又贯穿着我对活动的强烈新闻色彩的不满和抵制。正来独能从后者中看出，这本书是“一个哲学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他个人在社会‘眼睛’盯视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