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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贫乏的哲学课
我上大学时，全国大专院校哲学公共课的统一教材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同时也是我们哲学系的主要教材。区别只在于，我们必须在这本书上花费多得多的时间，除了书上的内容外，还得听取教员搜集来的对它们的烦琐的诠释。我们在北大只上了两年课，而这本书是两个学年的主课，第一年上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年上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的基本框架来自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节，标题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再添加上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中的一些内容，如此编写而成。哲学的观念由两条原则确定。第一条是恩格斯说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据此把古今一切哲学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第二条是列宁说的哲学的党性原则，由此进一步宣布，唯物主义代表进步革命阶级，唯心主义代表落后反动阶级，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则代表最进步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因而是哲学发展的顶点和终点。于是，哲学仅仅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学习哲学的唯一目的和全部价值仅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反动阶级世界观进行斗争。很显然，由这个途径不但不能走进哲学中去，而且不能对哲学是什么获得一个概念。哲学原是对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现在这种思考不但不受到鼓励，反而成了禁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丰富内涵被缩减成了一种阶级立场，一些不容置疑的教条。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哲学课堂上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非哲学性的。现在我竭力回忆，能够跟哲学挨上边的实在少得可怜。
比较起来，郭世英还是有一些哲学性思维的。一年级上学期，在讨论物质和意识的概念时，他提出一个论点：对于每一个认识主体来说，只有自己的意识是意识，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别人的意识，都属于物质的范围。这个论点遭到了其余同学几乎一致的反对，而世英则像吵架一样地为自己辩护，争论得面红耳赤，青筋凸露。他的依据是列宁所说的物质与客观存在是两个相等的概念，那么，对于“我”的意识来说，别人的意识是客观存在，因而也就属于物质的范围了。我没有发言，觉得他的论点虽有很浓的唯我论色彩，毕竟是一个哲学论点，而那些强调物质和意识不可混淆并以此理由振振有辞反驳他的人却离哲学无比遥远。如果在现在，世英也许可以这样表述他的论点：“我”的意识是唯一的绝对所予的存在，其余一切包括别人的意识都是“我”的意识的意向相关项，都是作为“我”的意识所建构的对象而存在的。这正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著名论点。
我也曾试图用哲学的方式探讨一些问题，但显得表面且烦琐。譬如说，在学习《矛盾论》时，我曾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之间是否又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绞尽脑汁，因为如此推演下去，岂不没有止境了吗？围绕这个问题，我写了一篇一万字左右的论文，什么内容已经完全忘记了，但可以肯定没有什么价值，因为问题本身没有价值。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是在学习《实践论》时产生的，我发现在实践概念下隐藏着太复杂的问题，大者有二。其一，实践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但要阐明人与环境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却是一件难事。比如说，一个人之成为什么样的人，是遗传加环境的结果，二者都是被决定的，他自己究竟有什么自由？所谓主观能动性不需要任何原因就能发动起来吗，或者说，人有凌驾于一切因果关系的自由意志吗？其二，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但要阐明实践是怎样检验认识的却也是一件难事。困难在于，对于实践同样有一个认识的问题，人们完全可以对于同一项实践及其结果作出相反的解释。后来我知道，这些问题涉及到了哲学中的真正难题。
我最关注的还是人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课上，我成了所谓抽象人性论的激烈辩护者。当时的流行观点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共同的人性，只存在阶级性。我从逻辑上反驳了这个观点：如果没有共同的属性，人类怎么还成其为一个类？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在阶级社会中，人的一切感情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的哲学教员据此推论说，爱情也好，民族感情也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感情，除去了阶级内容就什么也不剩了。我也从逻辑上反驳：如果爱情、民族感情没有自身的特质，阶级烙印往哪儿打？只有阶级内容，没有两性之间的吸引和爱慕，爱情还是爱情吗？如此等等。今天来看，这位教员的论点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似乎不值得一驳，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普遍的论调。甚至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谈恋爱时，也往往要从阶级出身和阶级立场的一致来证明其相爱的正当性。人们批评我主张抽象的人性论，可是，在我看来，情况正相反，我所辩护的恰恰是现实中活生生的具体的丰富的人性，而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则是作了极其片面的抽象。
其实，促使我思考人性问题的直接原因仍是世英。一方面，通过接触，我深知他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在他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华。另一方面，就阶级性而言，他似乎越来越站到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对立面。与此相对照，一些标榜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同学，在人性上却十分贫乏乃至丑陋。这就使我相信，单用阶级性评价人必定导致歪曲。我在历史上也找到了例证，譬如说，托尔斯泰在阶级性上是地主，但在人性上正直而伟大，列宁在政治上激烈批评马尔托夫的孟什维克立场，在个人方面又十分喜欢这个可爱的人。总之，现实中的人的属性是多方面的，决不能归结为阶级性这唯一的属性。
现在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上大学时没有认真自学西方哲学的原著。事实上，要领悟哲学是什么，最可靠的办法是系统阅读西方哲学史上那些大哲学家的重要著作。直到十几年后，在考研究生前和读研究生时，我才有机会在这方面进行补课。当时北大虽然开了西方哲学史课程，但是一则教科书贯彻阶级观点，内容简单片面，二则课程没有学完，因参加四清而中止了。不过，我还是读了几本原著，有休谟、马赫、罗素等，并且边读边记录我的理解和思考。记得有一回，我把读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的笔记忘在阅览室里了，那个本子是我用讲义纸装订的，纸质很粗糙，笔记就写在空白的一面。我心中很着急，因为那时读唯心主义是不合时宜的，何况我还写了许多自己的想法，于是急忙返回阅览室。我们系一位高年级同学原先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他仍在那里，拿出我的笔记本给我，微笑着说：“你研究得很深啊。”一年级时我读得最多的却是一本《古希腊罗马哲学原著选辑》，北大哲学系编的，差不多被我翻烂了。读着古希腊哲学家们的这些残篇断简，我看到的不是教科书所宣称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殊死斗争，而是一种统一的哲学智慧。赫拉克利特的“我寻找过自己”，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这些句子在我看来意味深长，透露了哲学的真谛，从此铭刻在了我的心中。
五、不听课的学生
哲学系六二级有两个班，共五十名学生。其中，有四个学生是基本不听课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我们经常逃课，一般是那种和别的系合上的公共课，逃了不易被发现。学校有规定，旷课多少节就要开除，所以最好不被发现。小课逃不了，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课上看自己的书。世英喜欢在上课时写东西，有时是诗和随感，有时是对课堂情形的冷眼旁观式的描写。我们总是选择邻近的座位，他写了常递给我看，有时我也回应他，互相用纸片交谈。
在一节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