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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巴科夫被枪决了。被处决的还有康斯坦丁·谢尔格耶维奇·阿尔卡季耶夫，前亚历山大罗夫区（弗拉基米尔省）地政局长。同他的诀别不知为什么特别沉重。半夜里警卫队来了六个人带他，厉声地催促，而他这个温和的有教养的人，久久地在手里转着、揉着帽子，拖延离别的时刻——一离别尘世最后的一些人的时刻。当他说出最后的“永别了”这句话的时候，嗓音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了。
当点出牺牲者名字的最初一刹那间，其余的人顿觉轻松（“可不是我！”）—一但是人一被带出去，大家马上变得未必比那个被带走的人轻松些。第二天整整一天，留下来的人注定是说不出话，也吃不下东西。
然而，那个捣毁了村苏维埃的格拉西卡却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在这里也按农民的方式安居下来。他好像不能相信也会被枪毙（他果然没有被枪决，换成了十年）。
某些人在同监人的目睹下三四天内就变得须发尽白了。
当这样旷日持久地等待死亡的时候——头发出长起来了，于是全监室就被带去理发，带去洗澡。监狱生活遵守着它的常规，不管有什么判决。
有的人已经语无伦次，神智混乱，但他们照样还得留在这里等待自己的命运。有谁在死囚牢房里发了疯，就疯疯癫癫地被枪决。
得到赦免的通知也来得不少。革命后第一次施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刑期，正好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开始的，它们代替了许多枪决。也有改判为十年的。甚至有减为五年的。在奇迹的国度里也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昨天夜里还是罪该处死的人，今天早晨——幼儿园的刑期，轻罪犯人，而且在劳改营里还有得到免看押待遇的机会。
在他们的监室里，有一个六十岁的库班人、前哥萨克大尉B·H·霍缅科，他是“监室的灵魂”，如果死牢里也可能有灵魂的话：他时常说笑话，胡子里露出微笑，不让人看出心里有痛苦。一早在俄日战争以后，他已经不适于行伍生活，成了养马业的专家，在省自治局任职，到了三十年代，在伊万诺沃地政局下头担任“工农红军马匹补给督察员”，责任是注意使军队保证得到良好的马匹。他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枪决，是因为他曾暗害性地建议阉割不满三岁的马驹，从而“损害了红军的战斗力”。——霍缅科提出了上诉。过了五十五天，看守长进来向他指出，他在上诉书上写的机关不对口。霍缅科当下就把纸贴着墙用看守长的铅笔涂去了原来的机关，改写成另一个机关，好像这是一张申请买一盒香烟的条子。这张涂改得歪七扭八的上诉书又旅行了六十六天，因而霍缅科等死已经等了四个月。（等上一两年又有什么——我们大家不都这样成年累月地等着死神这个斜眼的家伙！难道我们的整个世界不就是一座死牢？……）结果给他的批复是——完全恢复名誉！（在这时期内，伏罗希洛夫正好下了这样的指示：在不满三岁时进行阉割。）一会儿是人头落地，一会儿是欢天喜地！
赦免通知下来的不少，许多人抱着越来越大的希望。但是弗拉索夫把自己的案情以及主要是在法庭上的行为与别人对照，认为自己的情节比较严重。同时，总得枪毙些什么人吧？至少半数的死囚总该处决吧？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被枪毙。只想即使如此也决不低头。他性格中固有的那种不顾死活的气质重新聚积起来，他下定了放肆到底的决心。
正好碰到了一个机会。伊万诺沃国家安全局侦查处长钦古利巡视监狱时，不知为什么（多半是为了刺激刺激神经）让人打开他们监室的门，自己站到门槛上。他说起什么事情，问道：
“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
他穿着一件短袖绸衬衫，这种衬衫当时刚刚出现，人们还觉得它像女人穿的。他自己身上或者是他的这种衬衫上散发出甜滋滋的香水气，直冲到监室里去。
弗拉索夫敏捷地跳到床上，尖声大叫：
“这是个什么殖民军官？！滚蛋，杀人犯！！”并且自上而下用力地、浓浓地往钦古利脸上啐了口唾沫。
而且——啐中了！
而那个人——擦了下脸，后退了。因为他只有和六个警卫人员一起才有权进入这个监室，而且也还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种权利。
明智的家兔是不应当这样做的。如果现在你的案子正好在他手里，而能否得到赦免也正是取决于他，那怎么办呢？须知他不是无缘无故地问：“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大概正是为此而来的。
但是，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已经厌恶充当家兔。这时候家兔们的脑子亮堂了，他们懂得了所有家兔的用途只是供给肉和皮毛，因此项多只能赢得延缓死期，而不会赢得生存。这时候忍不住要呐喊：“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要枪毙就赶快！”
在等待枪决的四十一天中，正是这种愤恨感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住了弗拉索夫。在伊万诺沃的监狱里曾经两次建议他写赦免请求书——他都拒绝了。
但在第四十二天上，他被叫到隔离室去向他宣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对他免处极刑，改判为二十年劳动改造营监禁，刑满后剥夺权利五年。
脸色苍白的弗拉索夫苦笑了一下，但甚至在这种场合也还有说的：“奇怪。我被判刑是因为我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国胜利。但是，难道加里宁相信吗？如果他认为，经过二十年在我们国家里还需要有劳改营……”
经过二十年——这在当时看起来是远不可及的。
奇怪，就是过了三十年劳改营也还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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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监禁
啊，俄文中OCTPOT这个字造得好——一看就觉得结结实实！而且构造多么奇巧！让你逃不脱的那四堵墙的结实劲儿好像活现在其中。什么全有了——严厉、鱼叉、锋锐（迎着凉不了的面孔扎进眼睛的暴风雪的刺猬般的锋锐，营区围墙的尖桩的锋锐，当然还有铁丝网上的铁蒺藜的锋锐），这三个词儿紧绷绷地挤在“奥…斯…特…勒…奥…格”这六个音节里。还有“谨慎”’这个词儿也紧挨在旁边，——后面不是还带着个“犄角”吗？对了，那个犄角直挺挺地竖在那儿，向外突出着，照直对准了我们！
如果对整个俄国的牢狱习俗和生活待遇做一番纵的观察，就拿这个机构的最近九十年来说——明显地看出它并非一直是同一个犄角，而是先后长出的两个犄角：民意党人碰上的是它的尖端，就是那个用来触人的地方，就是连用胸骨抵抗都吃不消的地方。——往后它渐渐地变圆了、变秃了，朝着基部越缩越短，直到变得一点也不像一只犄角，只剩下一个毛茸茸的底座儿（这是二十世纪初）——但是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另一个基部上面很快地出现一些小骨突地。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狱方态度之日益跋扈，随着“你没有权利！”的喝斥声，它又逐渐隆起、变尖、变硬、变成犄角——到了一九三八年，它戳进了人的脖子下面锁骨上方的凹处：监禁！并且，马上发出铛……（TOH）的一声，像远方传来的深夜的警钟——它每年都发出一次轰鸣。
如果只根据施吕瑟尔堡监狱（沙皇时代监狱）某一个犯人的经历来考察这条抛物线，（B·费格涅尔著《铭记不忘的劳动人）那末一开始是有点可怕的：一个囚犯只有号数，谁也不称他姓名；宪兵们——像是在卢宾卡训练出来的：私下不对你说一句话。你结结巴巴说出个“我们……”——“请您只说自己！’”死一般的寂静。牢房永远是昏暗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地面是沥青的。通风小窗每天只打开四十分钟。吃的是清水菜汤和稀粥。不让从图书馆借学术书籍。两年看不到一个人。只是在第三年以后——才给一些编上号码的纸张。
后来，慢慢地——增加了活动余地，变得圆通起来了：白面包也有了，带糖的茶送到手上；有钱还可以买东西；抽烟也不禁止；玻璃装上了透明的，气窗经常开着，墙壁改刷成浅一些的颜色；也可以凭借书证从圣彼得堡图书馆借书看了；菜园子之间装的是栅栏，可以谈话，甚至可以彼此讲演。囚犯们已经向狱方进逼了：再给我们一些土地！再给一些！已经有两个监狱院子装饰上树木花草。种的花卉和蔬菜已经有四百五十个品种！瞧，还有了科学搜集工作、木工房、锻工场，可以挣钱，可以购买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