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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告侦查员，愿意在任何文书上签名。于是让他们签署了请求书，然后在大白天把他们带出死牢，这表示不是拉去枪毙。
而那些作为这场侦查游戏的对象的真正的死因，看到别人如此悔过和被赦，心中必定会有所触动吧。这一套把戏算是导演付出的额外开支。
据说，后来当了元帅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一九三九年两次被押进森林里去摘夜间的假枪毙，枪口对准了他，然后放下，又押回监牢。这是作为侦查方法采用的“最高措施”。也没有什么关系，事情过去了，照样活得不错，也没有怨言。
被拉去杀头的时候，人差不多总是俯首听命的。死刑判决怎么会有这样的催眠作用呢？受赦免的人们往往回想不起他们的死囚监室里有什么人进行过反抗。但是这种情形也是有过的。一九三二年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死囚们夺下了看守们的手枪，并且用它们射击。从此以后，便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在监视孔里看准了该抓走的人以后，五个不带武器的看守一下子闯进监室，一齐扑过去抓一个人。监室里有八至十名死囚，但是每个人都已经向加里宁呈递了上诉，每个人都期待得到宽恕，因此：“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他们让开路，袖手旁观怎样把死期已到的人反绑起来，他怎样叫喊求救，怎样把儿童玩的小皮球塞到他嘴里去。（瞧着儿童玩的小皮球，难道你会猜想到它的各种各样可能的用途吗？……对于讲解辩证方法的教师是一个多好的实例呀！）
希望啊！你更多地使人坚强还是使人软弱？如果在每个监室里死囚们都协力把前来的刽子手掐死——这不比向全俄中执委上诉能够更可靠地使死刑终止吗？已经到了坟墓的边缘——为什么不反抗呢？
但是，难道在被逮捕时不是也同样没有任何指望了吗？然而，所有被捕的人都是在希望的境界里，象割掉了脚似的用膝盖匍匐爬行。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弗拉索夫记得，在宣告判决后的夜里，当四支手枪从四面摇晃着把他押过黑沉沉的卡德镇时，他的想法是：千万别用陷害的方法马上把他毙了，假冒说是在他企图逃跑的时候开枪的。可见，他还不相信自己的判决！还希望活下来……
现在把他关在民警所的一个房间里，让他躺在一张办公桌上，两三个民警在煤油灯光下不断在这里值班。他们彼此间议论：“一连四天，我听呀呀呀，还是没有闹明白：为了什么把他们判刑的？”——“唉，不是咱们的脑瓜子弄得清楚的事情！”
在这个房间里，弗拉索夫住了五昼夜：他们在等待批准判决，以便在卡德镇就地处决：很难再往远处押解死刑犯。有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出了一封请求赦免的电报：“我不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保留生命。”没有答复。这些日子，弗拉索夫的手一直抖得厉害，以至拿不起匙子，只能用嘴直接从盘里喝汤。克留根前来嘲弄了一番（在卡德镇案件以后不久，他从伊万诺沃调到了莫斯科。在这一年，古拉格天空中的这些血红的明星上升和下坠得都很急速。他们也被抖落到那个深坑里去的时候快要到了，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无论批准死刑还是赦免的通知都没有收到，只好把四个被判死刑的人犯押送到基涅什马去。用四辆中型卡车来运他们，每辆车上装着一名犯人和七名民警。
在基涅什马把他们关在修道院的地下室（摆脱了僧侣思想的修道院建筑术对我们大有用处！）。在那里又增加了另外一些死刑犯，用囚犯车辆运到了伊万诺沃。
在伊万诺沃监狱的大院里单独挑出了三名犯人：萨布罗夫、弗拉索夫和另一批中的一个，其余的立刻就被押走了——那就是说，押去枪决，免得增加监狱的负担。弗拉索夫就这样同斯米尔诺夫诀别了。
留下来的三个人，在十月的阴冷潮湿的第一监狱院子里关了四个小时，这时间，一批批犯人被带走、送来和搜查。实质上还没有证据表明今天不会枪毙他们。萨布罗夫有一刻以为是来带去枪决（实际上是带到监室去）。他没有叫喊，但把旁边的人的手掐得那么使劲，使那人痛得叫了起来。警卫拉着萨布罗夫在地上拖着走，用刺刀在后面推着。
这个监狱里有四间死牢——与儿童监室和病号监室同在一个走廊里！死牢有两道门——一道是带有旋转孔的普通木门，一道是铁栅栏门。每个门都有两把锁（看守和看守长各持一把，必须两人在场才能把门打开）。四十三号监室隔壁就是侦查员办公室，死囚们在等待处决的过程中，夜里还得听受折磨者刺耳的喊声。
弗拉索夫进的是六十一号监室。这本是一个单人监室：长五米，宽稍多于一米。两张铁床用厚铁固着在地上，每张床上头对脚地躺着两个死囚，还有十四个人横卧在水泥地上。
留给每个人不到一平方俄尺的地方来等待死亡。虽然早就知道，连死人也有权得到三俄尺的土地——即使这样，契诃夫还觉得太少哩……。
弗拉索夫问，是不是马上就要枪毙。“瞧我们早就蹲在这里，仍然活着……”
于是开始等待—一像已经知道的那样：大家整夜不睡觉，垂头丧气地等待着押出去处死，倾听着走廊里的声（由于这种拖长的等待，人们反抗的能力更加低落了……）每逢白天有什么人得到赦免，到夜里人们就特别紧张：那个人高兴得嚎啕着走了，而在监室里，恐惧的气氛变得更加浓重——因为与赦免一起，今天也一定驳回了什么人的请求，因此夜里会来把什么人带走。
有时夜里门锁响了，人们的心吓得要蹦出来。带我吗？不是我！！而看守打开木门却是为了一件屁事：“把东西从窗台上拿掉！”这一开门不打紧，可能使所有十四个人都早死一年；也许，再这样开上五十次门——那就不需浪费子弹了！——但是多么感谢他呀，原来平安无事：“马上就拿走，首长公民！”
早晨上厕所回来，解除了恐惧后，他们开始入睡。然后，看守送来一桶烂菜汤，说了声“早上好！”按照狱规，第二道门，即铁栅栏门，只有在监狱值班员在场下才能打开，但谁都知道，人们总是要比自己的规定和条令好一些，也懒一些——值班员不出面，看守总是单独走进早晨的监室，并且完全按人之常情，不，要比普通的人之常情更可贵！——向犯人们打招呼说：“早上好！”
向死因们打这样一声招呼比向人世间任何人打这样的招呼更加善良！怀着对这个声音的温暖和对这桶稀汤的温暖的谢意，他们现在可能入睡，直到中午（只有早晨他们才吃得下东西！白天睡醒后，许多人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有的人收到家里送来的食物——死刑判决亲属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一这些食物就成了监室里的公有物，但却放着没人碰，在恶浊潮湿的空气中腐烂）。
白天，监室中还有一次小小的活跃。看守长进来——或者是阴沉的塔拉干诺夫，或者是使人有好感的马卡罗夫——供给写请求书用的纸张，问有钱的人要不要委托从小卖部代买烟抽。这些问题显得或者太野蛮，或者过分地人道：故意做出根本不把他们当做死因的样子？
犯人们拆下火柴盒子的底，画上点子做成骨牌玩。弗拉索夫对别人讲述合作社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他嘴里总是带着喜剧的色彩，因而他自己也逐渐松弛下来。（他关于合作社的故事是很出色的，值得单独叙述。）有一个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的犯人，是苏多格区执委会主席，是一九一七年春天在前线入党的布尔什维克，他蹲在这里已有几十天，毫不改变姿势，两人抱紧脑袋，肘靠在膝盖上，老是盯着墙壁上的某一点（他回忆中的一九一七年春天一定是轻松愉快的！……）。弗拉索夫的爱说话使他生气：“你怎么能这样？”——“你是在做上天堂的准备吧？”——弗拉索夫反唇相讥，即使在…一句急促的话里也还保持着北俄人的浓重地方口音。“我只拿定一个主意——我要对刽子手说：我死亡的罪人就是你一个！不是审判员，不是检察长；——就你一个，现在你背着这个包袱活下去吧！—一如果不是你们这些自愿的刽子手，也就不会有死刑判决！让他杀吧，毒蛇！”
科尔巴科夫被枪决了。被处决的还有康斯坦丁·谢尔格耶维奇·阿尔卡季耶夫，前亚历山大罗夫区（弗拉基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