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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都设置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刑讯和枪决场所。到一九五三年这些教堂还不让参观：有“档案”；十年没有打扫的蛛网尘封的“档案”。在修复工程开始前，用卡车从那里拉出人的骨骸）。那就是说一天中押到同一地点枪决的有六人。难道这是不可想象的吗？这甚至是缩小了的！来自克拉斯诺达尔的材料说，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无产阶级大街上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主楼里每夜枪毙二百多人！（根据另一些资料，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前共枪决了一百七十万人。）
在卫国战争时期，死刑的适用因各种理由时而扩大了范围（如铁路的军事化），时而丰富了形式（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一关于绞刑的法令）。
所有这些事件稍稍推迟了原来许下的完全彻底和永远废除死刑的诺言，然而，我国人民以忍耐和忠诚终于赢得了它：一九四七年五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着镜子试用浆得笔挺的衬衣硬领时感到合意——便下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代之以新的刑期——一二十五年。发行“二十五元券”的一个好借口）。
但是我们的人民是忘恩负义的、犯罪成性的、不识好歹的。因此当权者勉勉强强两年半没有用死刑，在一九五0年一月十二日就颁布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法令：“鉴于各民族共和国（乌克兰？……）、工会（这些可爱的工会总是知道该做些什么）、各农民团体（这是在梦中口授的，所有的农民团体还在大转变的一年就被大恩人践踏光了）以及文化界人士（这倒是完全可能的）提出的要求……”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叛国分子，间谍和颠覆破坏分子”恢复了死刑。（可是忘了把“二十五元券”收回，它就这样留下了。）
我们所习惯的杀头既然已经开始恢复，接着就毫不费力地蔓延开来了，陆续规定适用死刑的又有：一九五四年——对故意杀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对盗窃国家财产、伪造货币、监禁场所的恐怖行为（指杀死“眼线”和恐吓劳改营管理人员）；一九六一年七月对违反金融业务规则；一九六二年二月——对企图加害（一晃手）民警和纠察队员的生命；同年——对强奸；对贿赂行为。
但所有这些——都是未经完全废止之前的临时性规定。今天还是这样写的。
结果是，在我国保持不用死刑最久的是在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时期。
在我们的称心如意、胡里胡涂的生活中，我们把死囚想象成为命41注定的，为数不多的个体。我们本能地确信，我们是永远也不会落入死牢的。进死牢的，如果不是犯有重罪，至少也得经历过一段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的脑子需要翻很多个儿才能设想：有许多最普普通通的人是为了一些最平平常常的事而进了死牢的，并且看谁的运气如何——他们得到的往往不是赦免，而是“到头”（囚犯们这样称呼“极刑”，他们受不了那些高深的话，总是把一切说得粗鲁些，简短些）。
一个区地政局的农艺师因为对集体农庄的谷物分析上有错误（也许是分析没有中领导的意？）而得到了死刑！——一九三七年。
手工业合作社（做线轴的！）主任梅里尼科夫因为工场里锅驼机迸出的火花引起了火灾而被判死刑！——一九三七年（虽然后来赦免了他，给了十年。）。
一九三二年在克列斯特监狱等候处决的有：费尔德曼——因为发现他有外币；．转炉工人法吉列维奇——因为出卖了一条供制作笔尖用的钢带。犹太人的传统生意、谋生方式和游戏，也都值得判处死刑！
这样，伊万诺沃的一个农村青年格拉西卡因下面的事而得到了死刑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在春天的米科技节到邻村去游逛，喝了很多酒以后，用橛子揍了一下屁股——不是民警的屁股，不是的！——而是民警的马的屁股！（诚然，他为了故意使民警生气，还从村苏维埃的墙上扯下一块板子，后来还扯断了村苏维埃电话的听筒线，并大声叫嚷：“打鬼呀！”……）
我们是否会有陷入死牢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做了些什么或者没有做些什么—一而是决定于一个巨大车轮的转动、强大的外部因素的进程。例如，列宁格勒遭到了围困。如果列宁格勒的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样的严峻岁月处理的案子里没有死刑，那该市最高领导人日丹诺夫同志会怎样想呢？“机关不起作用”，不是吗？应当破获一些德国人从外面指挥的地下大阴谋吧？为什么一九一九年在斯大林领导下破获过这类阴谋，而一九四二年在日丹诺夫领导下却没有这类阴谋呢？有了结论——便有了结果；几起错综复杂的阴谋揭露出来了！你正在列宁格勒没有生火的自己的房间里睡着觉，而一只长着利爪的黑手已经在你头上垂下。这一切是不依你的意志为转移的！看中了一个什么人，比如伊格纳托夫斯基中将——他住所的窗户向着涅瓦河，他掏出一块白手帕来擤鼻涕——打信号！还有，伊格纳托夫斯基作为一个工程师喜欢跟水兵们谈谈技术。好材料！伊格纳托夫斯基被抓了起来。到了算帐的时候了！—一那么，请把你们组织的四十个成员说出来，他说出来了。如果你是个亚历山大剧院的检票员，那你被说上的机会不大，但如果你是个工学院的教授——那你准得上了名单（又是这个该死的知识阶层！）——这和你主观意志有什么关系呢！根据这种名单——统统都得枪毙。
所有的人果然都被枪毙了。那么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俄国的著名流体动力学家，是怎样活下来的呢：国家安全部门的某个更高的领导感到不满意，认为名单太小，枪决的人也太少。于是斯特拉霍维奇就被内定为即将破获的一个新组织的合适的中心人物。阿尔特舒列尔大尉把他叫去：“你是怎么回事？是故意赶紧全招认下来，逃到阴间去，好把你们的地下政府掩盖起来？你是那个政府里的什么人？”这样，斯特拉霍维奇就继续蹲在死牢里，同时进入了另一轮侦查！他建议把他当作教育部长（想赶快结束这一切！），但阿尔特舒列尔还不满足。侦查在继续进行，同时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成员陆续在枪决。在一次审讯中，斯特拉霍维奇突然怒气上来：他不是想活下去，而是这种慢慢的死法把他搞疲倦了，更主要的是不断的扯谎使他恶心了。于是在一次交叉审讯中，当着某个大官的面，他拍桌子说：“应该把你们统统都枪毙！我再也不说假话了！我过去的一切供述都收回！”这个发作却起了作用！——不仅不再对他进行侦查，而且好长时间把他忘在死牢里了。
大概，在普遍的顺从中，绝望的突然发作总是起作用的。
你瞧枪毙了多少人——起初几千，后来几十万。我们加、波乘、除，叹息诅咒。但毕竟只是数字。它们使人震惊，然后就被遗忘。如果有一天被枪杀者的亲属把所有被处死者的照片交给一个出版社，如果能出版一种照相集，分为几大册的照相集——只要随便翻翻它，只要朝着照片上失去光彩的眼睛看上最后一眼，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余生汲取到许多东西。阅读这样一本无字天书，将在我们心中留下永恒的积层。
在我所熟识的一个人家里，过去的犯人们有这样一种仪式：每逢三月五日，即总杀人犯的忌日，在桌子上陈列出被枪杀的和在劳改营中死去的人的相片——偶然搜集到的，有几十张，住宅中整天笼罩着一种半教堂半博物馆的庄严气氛。奏起哀乐。朋友们纷纷前来，观看相片，沉默不语，听着，轻声交谈；然后不辞而去。
要是到处这样做才好哩……让这些死亡在我们心上刻下一点小小的痕迹也是好的。
为了—一总不至于白白地死去！……
我也有几张偶然得到的相片：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一九一八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施特罗宾德尔——一九一八年枪决于彼得格勒。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尼奇科夫——一九二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总参谋学院教授——一九三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列福尔马茨基，农学家——一九三八年枪决于奥廖尔。
伊丽莎白·叶夫根尼耶夫娜·安尼奇科娃——一九四二年枪决于叶尼塞河畔的劳改营中。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