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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我们的全部困惑不解完全是和相信这些人非同凡俗有关。当我们读到普通公民的普通审判笔录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感到莫名其妙而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人对自己和对别人说了那么多诬陷不实之词？——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是软弱的嘛，人是会顶不住的嘛。而布哈林、李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这些人，我们预先就认为是一些超人—一我们的困惑不解实质上完全是由于这个缘故。
诚然，这一次，戏的导演们挑选登场演员似乎要比以往的工程师案子困难些：那时可以从四十只大桶中挑选，而这一次只有一个小小的戏班子，主要演员大家都熟悉，观众们希望一定由他们来扮演。
但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无可幸免的人们中间那些最有远见和最果断的人——他们没有束手就擒，在被捕前就自杀了（斯克雷普尼克、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束手就擒的是那些想活的人。而对想活的人是可以任意摆布的！……但其中有些人在受侦查时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们清醒了，顶住了，古无声中死去了，但总算没有蒙受耻辱。没有把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叶努基泽、楚巴尔、科西奥尔还有那个克雷连科技出来公开审判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他们的名字完全可以给那些审判生色增光。
带上法庭的是最顺从的！毕竟还是有过选择。
选择是在小范围里进行的，可是胡子导演却对每个人都很了解。他一般地了解他们都是些弱者，而且了解他们每个人单独的弱点。这也正是他那阴森森的不凡之处，是他一生主要的心理趋向和成就：看透人们底子里的弱点。
在所有落得身败名裂下场的党的领袖人物当中，年深日久之后，现在看来最有才智、头脑最明睿的，要算布哈林了。（凯斯勒的那一部很有才华的研究著作显然是献给他的。）对这个人的老底子，即人与尘世相连接的部位，斯大林也是看得很透的。他把这个人长久地死死攥在手掌里，甚至像玩小耗子一样，欲擒故纵，拿他开心。布哈林一字一句地写完了我们现行（不实行）的听起来很漂亮的宪法——此时他飘飘然如上云端，满以为赢了科巴“一局：塞给了他一个迫使他把专政搞得软化一些的宪法。殊不知他自己早已经掉进了虎口。
布哈林不喜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早在基洛夫被暗杀后第一次审判他们的时候，布哈林曾对接近的人说过：“那又怎么啦？这类人很难说。也许是有点什么事……”（那些年代庸人们的经典公式：“大概是有点什么事吧……我们这里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关起来。”这就是党的第一号理论家在一九三五年说的话！……）一九三六年夏天第二次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时候，他正在天山打猎，什么也不知道。下山后来到了伏龙芝——便读到了判处他们两人枪决的判决书和报纸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布哈林作了多么毁灭性的供述。他急忙去阻止这种迫害了吗？他对正在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向党提出呼吁了吗？没有，只是给科巴发去了一份电报：请暂缓处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便……布哈林能够去作当面对质并进行辩白。
迟了，科巴有了笔录就够了，他还要活人的当面对质做什么？
然而，布哈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抓起来。他失去了《消息报》，失去了任何活动和党内的任何地位——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宫住宅（彼得大帝的游乐殿）里，像坐牢似的生活了半年（不过，秋天到别墅去住过——克里姆林宫的门岗还像平常一样向他敬礼）。已经没有人去看他，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这几个月里他不断地写信：“亲爱的科巴！……亲爱的科巴！……”但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音。
他还在寻求同斯大林的推心置腹的接触。
而亲爱的科巴眯缝着眼睛，已经在进行排练了……科巴对角色的试验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他知道布哈尔奇克“会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出色的。你瞧，他已经声明同他那些被关押和流放的学生以及追随者（虽然为数不多）脱离关系，容忍了他们的毁灭。他忍下了对他的尚未真正产生和成熟的思想路线的粉碎和辱骂。而现在，虽然仍保留着《消息报》总编辑和政治局委员的身分，但对于枪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却当做一件合法的事情忍受下来了。他既没有大声也没有低声表示愤慨。这些事情都是对他担任本来角色的试验呀！
还要早些，好久前的事了，斯大林曾威胁要把他（在不同时期他曾威胁过他们大家！）开除出党——布哈林（以及他们大家！）声明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但要求留在党内！这也是对角色的试验呀！如果他们还是自由的时候，还处在尊荣和权势的高峰上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表现——那末当他们的身体、饮食和睡眠都攥在卢宾卡提词人的手心里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准确无误地照本宣读台词的。
在这些逮捕前的月份里布哈林最怕的是什么呢？人们确凿地知道他怕的是：被开除出党！失去党！活下来，但在党外！亲爱的科巴自从把自己变成了党的时候起，就出色地利用了他的（他们大家的！）这个特点。布哈林（他们大家！）没有自己的单独的观点，他们没有自己可以独树一帜和站定脚跟的真正反对派的思想体系。斯大林在他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失去了任何威力。而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求得留在党内。并且不作损害党的事情。
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
分派给布哈林的实质上是一个领头的角色——因此导演对他的指导、排练时间和他自己深入角色等方面，都不应有丝毫草率和疏忽。连去年冬天派他到欧洲去商购马克思的手稿，也是属于这种准备工作。不仅为了罗织他里通外国的罪状需要这样一个表面的事实，而且让他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自由地乱跑，就更明确地预示着他该回来在主要舞台上登场。现在，凶险罪名的乌云压在头顶——长时间的、看不到头的不逮捕，憋在家里受煎熬——这比卢宾卡的直接压力更能摧毁牺牲者的意志（当然卢宾卡他是躲不掉的，在那里也得呆一年）。
有一次，布哈林被卡冈诺维奇叫去，当着一些高级契卡人员的面，让他同索科尔尼科夫进行对质。索科尔尼科夫供出了“平行的右派中心”（即与托洛茨基中心平行的）、布哈林的地下活动。卡冈诺维奇口气强硬地进行了审讯，然后让人把索科尔尼科夫带走，亲热地对布哈林说：“尽是瞎扯淡，妈的……！”
然而，报纸上继续刊登群众的愤怒呼声。布哈林给中央打电话。布哈林写信：“亲爱的科巴！……”——他请求公开撤销对他的指控。于是登出来检察机关的一项含混的声明：“没有找到客观的证据足以对布哈林提出控诉。”
拉迪克秋天给他打电话，希望见面。布哈林推托了：我们两人都是被点名的，为什么要招来新的嫌疑呢？但他们的《消息报》别墅紧挨着，一天晚上拉迪克自己走来说：“不管我以后说些什么，你要知道，我根本没有什么罪。不过——你能保住：你同托洛茨基分子又没有什么联系。”
布哈林也相信自己会保住，不会把他开除出党——否则太不像话了！对托洛茨基分子他确实始终是抱恶感的：瞧，那些人把自己置身于党之外——结果怎样呢！应当抱在一起，要犯错误——也犯在一起。
在十月革命节游行时（这是布哈林与红场的告别），他带着老婆凭编辑部的通行证走上来宾观礼台。突然——一个武装的红军战士向他们走来。完了！，——就在这里？就在这样的时刻？……不，红军战士举手敬礼说：“斯大林同志奇怪您为什么在这里？他请您上列宁陵墓站到您的位置上去。”
整个半年就是这样把他从热到冷从冷到热地抛来抛去。十二月五日欢欣鼓舞地通过了布哈林的宪法，并把它千秋万代地命名为斯大林宪法。在十二月的中央全会上，打掉了牙的、已经面目全非的皮达可夫被押到会场上来。他的身后站立着一些一言不发的契卡人员（雅戈达的人。须知雅戈达这时也正在受审查，也正在准备扮演一个角色）。皮达可夫当场对坐在领袖们中间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了最卑鄙无耻的咬供。奥尔忠尼启则把手掌放到耳朵分（他没有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