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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替换衣服甚至还有一条小被子。
读者会注意到，法院是怎样逐渐地具备起我们所熟悉的形式。
文汉明大主教被控为居心不良地与……苏维埃政权取得协议，借此达到了使收取贵重物品法令内容较缓和的目的。他居心不良地在人民中散发自己致救委会的呼吁书（私下出版物！）。还与世界资产阶级配合行动。
克拉斯尼茨基神甫，一个主要的新生教徒，也是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作证说，神甫们串通好要利用饥荒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
只听取了原告一方的证人陈述，而没有让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陈述。（啊，多么像呀，越来越像了……）
公诉人斯米尔诺夫要求“十六颗首级”。公诉人克拉西科夫大声疾呼：“整个东正教会就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说实话本应把整个教会都关进监牢里去！”
（纲领是很现实的，它几乎很快就办到了。它是双方对话的良好基础。）
利用罕有的机会我们仅将保存下来的大主教辩护律师古罗维奇的几句话引在下面：
“没有罪证，没有事实，连罪状也没有……历史将会说什么？（哎唷，真吓死人！没关系，它会忘掉的，它什么也不会说！）在彼得格勒收取教会贵重物品的经过明明是完全平静的，但是彼得格勒的宗教界现在却坐在被告席上，并且某些人的手正在把他们推向死亡。你们所强调的基本原则是苏维埃政权的利益。但是请不要忘记，教会是在殉教者的鲜血里成长的（在我们这里不会成长起来！）……我再没有更多的话，但也很难结束我的发言。当辩论在进行被告还能活着。辩论一结束，生命也将结束……”
革命法庭判处十个人死刑。他们等死等了一个多月，一直等到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结束（好像是准备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枪毙）。在此以后全俄中执委赦免了六个人，四个人（文涅明大主教；修士大司祭、前国家杜马成员谢尔吉；法学教授诺维茨基及律师科夫沙罗夫）于八月十二至十三日的夜里执行枪决。
我们务请读者不要忘记“地方多数”这个原则。这里有两起教会案件，那里就有二十二起。
社会革命党人案开庭之前，十分抓紧制定刑法典的工作：到了该铺好法律的花岗石块的时候了。五月十二日，按照商定的日程，全俄中执委应届例会开幕，但法典草案还是没有来得及搞好，它刚送到戈尔基去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定。法典中有六条的最高刑规定为枪决。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五月十五日，伊里奇在草案的页边上又补充了也必须实行枪决的另外六条，（其中有第六十九条：宣传与鼓动……特别是号召消极反抗政府、号召普遍不履行兵役或纳税义务……）还有一种应判枪决的情节：不经允许而从国外返回（就像先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经常来回乱窜那样）。还有一个与枪决相等的惩罚：驱逐出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预见到那个不远的将来，那时人们将从欧洲难以招架地涌向我国，但却没法强迫任何人自愿地离开我国到西方去）。主要的结论伊里奇是这样向司法人民委员说明的：
“库尔斯基同志！在我看来，应当把枪决扩大适用于……（可代之以驱逐出境）孟什维克、社舍革命党人之流的各种活动；拟定一个把这些行为同国际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表述方法。”（着重点是列宁加的。）
扩大枪决的适用！这还不明白吗？（驱逐出境的有几个？）恐怖手段这是一种说服手段广好像清楚了吧！
而库尔斯基还是没有彻底清楚。他大约感到才尽技穷，实在不知道这个表述方法怎么拟定，这个联系怎么编造。于是第二天他就到人民委员会主席那里去请求指点。这次谈话内容，我们不知道。但紧跟着，五月十七日，列宁从戈尔基发出了第二封信：
库尔斯基同志：现在给你寄去刑法典补充条款草案，作为我们谈话的补充。……草案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明确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和政治上正确的（而不只是狭隘的法律上的）原理，来说明镇压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
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答应这样作是自欺欺人，法院应该在原则上明确地毫无掩饰地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这一点应该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一才能提出使它实施得比较广泛的条件。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对这个重要文件我们不打算进行评论。对它适宜于静静地思考。
这个文件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是还没有完全病倒的列宁在尘世上所作的最后指示之一，是他的政治遗嘱的重要部分。发出这封信后过了九天，他得了第一次中风。只是在一九二二年秋天的几个月里他才局部地恢复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也许给库尔斯基的两封信，就是在二层楼角上那个光亮的白色大理石客厅兼办公室里写的，那里已经放着将成为领袖临终卧榻的那张床，在等待着。
随后附着那个草案、补充条款的两种方案。这个条款过了几年后就成长为五十八条4以及我们的老妈妈整个的五十八条，你一面读着一面感到钦佩，“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原来是这个意思！实施得比较广泛原来是这个意思！你一面读着一面就会回忆起来，下面这段如此亲热的条文是多么法力无边：
“……宣传或鼓动，或参加组织，或协助（客观上协助或者有能力协助）其活动具有……性质的……组织或人……”
把奥古斯丁带到这里交给我，我马上就给他套上这个条文！
该做的都做了，做了补充，重新打印，扩大了枪决的适用范围于是全俄中执委五月下旬的会议通过了刑法典共决定自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现在就有了最合法的根据开始为期两个月的下一审判。
10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至八月七日）最高法庭。办事灵活的格奥尔吉·皮亚塔科夫代替通常的审判长卡尔克林同志（审判员的好姓！）来审理这个重大案件。
如果我们与读者对于任何审判中主要的不是罪状，不是所谓“罪”而是适宜性这一点还没有充分的理解，也许我们一开始对于这次审判心里会有点疙疙瘩瘩。但适宜性势如破竹地发挥着作用：与孟什维克不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还被认为是具有危险性的、还没有溃散、还没有彻底打垮的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适宜于把他们彻底打垮。
要是不知道这个原则，那就可能把整个审判错误地理解为党派报复。
对于在这个法庭上所提出的指控，你不由自主地会和各国漫长、悠久、连绵不断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深思。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的屈指可数的议会民主制以外，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变史和夺权史。谁能更迅速更牢靠地把政变搞成功，他就即刻受到司法之神光灿的法衣的萌庇，他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和应受颂扬的，而他那些倒霉的敌人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则都是犯罪的，应该受到审判和合法惩处的。
刑法典通过才一个星期，但是他们已经把革命后五年的历史全安排进去了。二十年、十年、五年以前，社会革命党曾是一个从事于推翻沙皇制度的友邻的革命政党，它承担了（由于它那恐怖策略的特点）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遭受过的苦役的主要重负。
现在指控他们的第一条罪状是：社会革命党人是国内战争的发动者！不错，是他们发动了国内战争，这是他们发动的！他们被指控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对它进行了武装抵抗。当他们所支持并且部分地由他们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被水兵们的机枪火力合法地扫荡了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非法地试图保卫这个政府（有气无力地试图了一下，马上就动摇了，马上就脱离了那就不一样。但罪也不会因此而轻些。），甚至以射击回答了射击，甚至发动那些在正被推翻的政府下任军职的士官生进行反抗。
他们在武装上被粉碎，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悔改。他们没有跪在宣布自己为政府的人民委员会面前求饶。他们继续顽固不化地认为以前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们没有当即承认自己二十年的政治路线的破产，但曾请求赦免他们，解散他们，请求当局不再认为他们是一个政党。根据同样的理由，所有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