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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国内就再也没有“政治犯”了。
可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另外还有一股从未枯竭过的水流，它一直在流着，这些“罪犯”从未受到过“能够起死回生、复活万物的阳光雨露”的滋润……这股不竭的水流不管是在“破坏了列宁主义准则的时期”，还是在“恢复并遵守了列宁主义准则的时期”，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而在赫鲁晓夫当政之后变得更加壮阔了。
这是那些宗教信徒。反抗新一轮封闭教堂的恶浪的人。被赶出修道院的修士。顽固的教派分子，特别是拒绝服兵役的，对这些人可就别见怪了，这是直接帮助帝国主义，按照我们这个温和时期的作法，头一次就只给你五年吧！
不过，这些人当然更不能说是政治犯了。他们是“宗教犯”，对他们应该进行教育。我们这里的教育方法是：单单因信仰而被开除工职，派一些共青团员去砸他们家的玻璃，用行政命令迫使信徒们去听反宗教的讲演，用汽焊把教堂的大门切下来或者用铁索套住教堂的圆屋顶，然后用拖拉机把它拉倒，用水龙带驱散作祈祷的老太婆们。（法国共产主义者们，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对话”吗？）
正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对波察耶夫市的修道士们所宣布的那样：“假如我们真按苏维埃的法律办事，那就得等待很长时期才能到达共产主义！”一因此，只在万不得已时，当“教育”措施不能奏效时，才必须借助法律。
不过，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大大显示一下我国今天的法律确实像钻石般光辉灿烂，高贵无比：我们今天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搞秘密审判了。也不搞缺席审判，甚至不搞半公开的（即只允许一部分人旁听的）审判。
现在我手头有一份审判记录。时间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地点是顿巴斯的尼基托夫卡市，被告是五名浸礼派教徒。
审判经过是这样的：先把那些从外地远道来参加旁听的浸礼派教徒们关进监狱，关押三天，借口是必须弄清他们的身份（审判结束之前不放出来，同时也是要恐吓他们）。把向受审者扔鲜花的人（自由公民！）关押十天禁闭。另一个记录了审判过程的浸礼派教徒也被拘留十天，并且没收了他的记录（幸而保存下了另一份）。其他旁听者进入审判庭之前，先把一些经过挑选的共青团员从旁门放进去，让他们占据前排座位。审判过程中旁听席上不时有人叫喊：“给他们身上浇上汽油，烧死他们！”法官们并不制止这一类正义呼声。法庭的拿手好戏是利用有仇的邻居的证词和受到恫吓的末成年人的证词：法庭让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出庭作证。（只要应付过目前这场审判就行，至于这两个孩子心灵上会受到什么影响，今后会怎样，那就不管了。）小女孩的笔记本上写着《圣经》里的话，这就是“物证”。
受审者之一姓巴兹别伊，是个矿工，家里有九个孩子。就因为他是浸礼派教徒，矿山工会委员会从来不给予他任何补助。现在，人们对他的小女孩尼娜，一个刚刚读八年级的学生，采取威胁、收买（矿山工会委员会给予她五十卢布）和许愿（答应将来安排她上大学）的办法，迫使她在预审中捏造了一些关干她父亲的异想天开的证词：说父亲曾企图用变了质的甜汽水毒害她，还说在信教的人躲藏到森林里去集体祈祷（因为在村里祈祷要受迫害）的时候，她看到森林里有一个“无线电发报设备，一棵很高的树上缠着电线”。在这之后，尼娜为自己的捏造感到十分痛苦，她得了头痛病，当局便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关在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病房里。尽管如此二开庭时还是把她带出医院，希望她还能在法庭上作证。但是她却完全推翻了：“那都是侦查员亲口告诉我的，是他叫我这么说的！”没关系！无耻的侦查员什么都能够应付：他判定尼娜在法庭上的作证“无效”，而在预审时的作证则是有效的。（这是我国法院经常使用的得意手法：在支持公诉的证词不能成立时，他们就无视当庭审判，而把原先假造的预审证词拿来作根据。他们会公然在法庭上说。“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原先的证词里明明写着……你在侦查时也说过……怎么能推翻呢……这是要判罪的呀！”）
审判员们根本不想听任何实质问题和事实真相。这些浸礼派教徒之所以受到迫害，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由国家特派的无神论者来当他们的传教士，而要求推选自己的传教士。（按照浸礼教的教规，任何一个教徒都可以当传教士。）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州委已经明确指示了：要给这些人判刑，把他们的子女从他们身边夺走。这个指示是必须照办的，尽管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刚刚（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才用左手签署了“反对在教育方面实行歧视”的国际公约。那里面就有一条规定：“父母应该有可能保证依照自己的信仰对孩子进行宗教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教育。”但是，这一点正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任何人只要想在法庭上讲一讲实质性问题从而把案情真相进一步讲清楚，他的活必然会被审判员打断，转移话题，扰乱他的辩论水平，就是：“既然我们已经计划好要建设共产主义，那么还会有什么世界末日的到来呢？”
下面让我从一位年轻姑娘叶尼娅·赫洛波尼娜在法庭上作的最后陈述中引用几句吧。“这些年来，我宁愿不去看电影，不去跳舞，而阅读《圣经》和作祈祷。现在，你们却只是因为这个就判我徒刑，剥夺我的自由。当然，作为一个自由人而生活确实是幸福的，但是，作为一个无罪的人而生活则更幸福。列宁说过：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还保存着诸如宗教迫害之类的可耻现象。我没有去过土耳其，所以不知道那里怎样，而在俄国呢，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法庭没有允许她继续讲下去。
法庭判决是：二名判五年劳改，二名判四年劳改，多子女的巴兹别伊被判三年劳改。被告们高兴地接受了判决，立即又作祈祷。于是，“工作单位的代表们”高喊：“判得太轻了！还得加重！”（得浇上煤油烧……）
一些有耐心的浸礼派教徒经过调查和统计，成立了一个“囚犯亲属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行一种手抄的《会报》，报道对信徒的各种迫害。从这份《会报》上，我们看到：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六月之间有一百九十七名浸礼派教徒被判刑，其中有十五名妇女。（一百九十七人全部有名有姓。委员会还调查了靠这些被判刑者赡养的、如今衣食无着的人口数字，是四百四十二名，其中学龄前的子女三百四十一名。）这些人大部分被判五年流放，但也有些人被判五年严管劳改，（就差没有送到容条纹布囚服的特种营去了！）然后再加判三至五年流放。哈尔科夫州奥尔尚地方的兹多罗维茨由于信教被判七年严管劳改。七十六岁的阿连德也因信奉宗教被判刑。洛佐沃伊全家（父亲、母亲、儿子）一起被关进监狱。住在哈尔科夫州兹米耶夫区索科洛沃村的叶夫根尼·姆·西罗欣是卫国战争时双目失明的一等残废军人，他因为“用基督教思想教育自己的孩子”而被判三年劳改，他的三个孩子（柳芭、娜佳和拉娅）则根据法院判决必须离开他。
对浸礼派教徒布罗多夫斯基进行审判（尼古拉耶夫市，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时，甚至公然利用显系伪造的证据。被告抗议说：“这么干未免太丧良心了吧！”法官则直率地告诉他：“法律就是要把你们这些人揉坏、压碎、消灭掉！”
这就是法律！这还是“遵循了列宁准则的”那些年代的，不是所谓“不经过法院的迫害”！
不久前，人们看到了从劳改营里传递到外界的C·卡拉万斯基的令人心惊胆寒的作品《请求书》。这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