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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渔具，没有猎枪的勤劳而顽强的部族，也许只靠几把斧头，几把铁锹，在比石器时代略好的条件下，为了生存而开始了毫无希望的斗争。但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背道而驰，这些村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巩固了，富了。
布罗夫就是在这样一个村子里长大的。这个村庄位于鄂毕河的一条不能通航的小支流上游，布罗夫是小时候跟随大人来到这里的。他说，还在战争之前就曾有一艘小艇经过他们村子附近，发现了他们这个村子。原来那是区首长坐的小艇。他向明了这些人从何处来，是些什么人，什么时候来的。区首长对于这里人们的富裕和美好生活感到惊奇，这是同他那个区的集体农庄不能相比的。首长回去了。过了几天便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带着冲锋枪手来了。于是又像闹“瘟疫”那年一样，命令他们在一小时内扔掉积攒起来的一切，扔掉温暖的乡村，只带一个小小的包袱上路。他们又被押送到更遥远的冻土带去。
通过这个故事难道还不理解“富农”和“剥夺富农财产”的实质吗？
假如能让这样的人民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谁又能奈何得了他们呢！！！
是旧教徒，是永远受迫害、被流放的旧教徒们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看清了“首长们”的凶恶实质。一九五O年，有一架飞机在波德卡缅纳亚一通古斯卡上空练习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的空军学校的训练大大完善了，因此这位尽心尽力的飞行员从飞机上看到了二十年来没有人看到过的东西：在泰加原始森林中间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居民点。他拍了照片，报告了上级。尽管十分偏僻遥远，但对于内务部来说没有办不到的事，半年之后他们进入了这个地方。原来这里住着一些从雅鲁耶沃迁来的旧教徒。当人们盼望已久的那个伟大瘟疫——农业集体化到来时，这些人便全村一起逃离了这种“幸福”，逃到原始森林里来了。人们住在这里，从不出去，只是偶尔让村长一人到雅鲁耶沃去购买盐、渔具、猎具上的金属部件和工具上的铁片，其余物品一概自给自足。他们没有钱，村长可能是带着贵重毛皮之类进城的。办完事情之后，他就像一个受到通缉的犯人一样躲躲闪闪地离开市场。雅鲁耶沃的旧教徒们就是这样赢得了二十年的生活——二十年与野兽为伍的、但却是自由的人间生活，避免了集体农庄的二十年的沮丧苦闷。他nl全穿上布衣服，自制皮靴，一个个身体显得特别强壮。
现在他们作为农业集体化战线上的可恶逃兵全被逮捕了，而且“依法”判了刑。您猜猜是依据哪一条法律条文？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破坏活动？不，根据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的“反苏鼓动”（！？！？）和第五十八条第11分条的“反苏组织”。（其中许多人后来被押解到斯捷普拉格的杰兹卡兹甘分部，因此这个消息才透露出来。）
一九四六年还曾把另一批旧教徒放在木排上沿叶尼塞河流放走。这些人是那些英勇的苏军战士们从某个偏僻的寺院里赶出来的。（这时已经使用上迫击炮，已经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但是，那些坚强不屈的俘虏们在斯大林时代，也和在彼得大帝时代一样，从木筏上跳进汹涌的叶尼塞河的洪流，而我们的冲锋枪手则随即把他们枪杀在水里。
苏军战士们！可要不断地加强战斗准备呀！
不，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人种并没有死绝！在流放地他们又有孩子降生并且世袭地依附于自己的特种移民村。（您可记得“儿子不为父亲负责”那句话？）外面的姑娘嫁给特种移民，就算加入了农奴阶层，就失去了公民权。外面人娶这类人做媳妇，自己就变成了流放者。女儿从外面来看爸爸，就被写进特种移民名册，以纠正以前漏划的错误。因转入劳改营而造成的人口损失，靠这些来源得到补充。
卡拉干达一带的特种移民是非常显眼的，人数很多。他们的先人曾被永远固定在乌拉尔和阿尔泰的工厂，现在他们是被永远固定在卡拉干达矿井里。他们该劳动多长时间，该付给他们多少钱，矿井的主人在这些问题上根本无须客气。据说这些特种移民反而很羡慕从事农业劳动的劳改犯。
五十年代之前，有些地方则是直到斯大林死之前，不发给特种移民身份证。在伊加尔地区只是从战争开始之后才实行北极地区的工资补贴办法。
现在，这些经过二十年瘟疫般的流放生活后从警备队监督下解放出来的、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我国身份证的人们，是怎样的人呢？他们的内心和外表是怎样的呢？瞧吧！都是我国的标准公民？是的。他们也同那些在工人村、在工会会议上、在苏军部队中培养出来的标准公民完全一样！他们也同样把没有用完的体力和勇气全部倾注在摔打多米诺骨牌上（当然不是旧教徒），同样朝着电视屏上闪过的每一个镜头频频点头称赞，而在必要时也以同样的愤怒谴责南非共和国，或者同样为了帮助古巴而把自己仅有的几文小钱捐献出来。
所以，我们怎能不在那位“伟大的屠夫”面前低垂下自己惭愧的头呢？！怎能不为他没下的智力谜语所折服、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呢！？既然如此，他不是作对了吗？他这个深知人心的人搅起了这一场可怕的血腥的大旋涡，并且年复一年地不停地翻动它，结果不是表明他作对了吗？！
他作对了，道义上他是正确的：并没有人责怪他嘛！老百姓说，他在世时“比赫鲁晓夫的时候”要好一些，因为每逢四月一日“愚人节”时香烟总要减价一戈比，小百货不是还减价十戈比吗？直到他死前，对他的颂诗和赞歌不绝于耳，而且直到今天也还不允许我们揭穿他呀：你想揭穿？那么不仅是任何一个书刊检查员会使你立即停笔，而且站在商店里或坐在火车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急急忙忙堵住你这张胡言乱语的嘴。
是的，因为我们一向习惯于尊重那些大恶棍，我们一向就崇拜那些大刽子手嘛！
他做对了，尤其是从国家角度看，他是正确的：是他用这鲜血焊接成了驯服柔顺的集体农庄。至于说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农村会贫困到一无所有，而人民群众会在道德上蜕化堕落，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要知道，我们的火箭可将要飞向宇宙空间，进步的、文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可将要在我们这强大的国家面前俯首听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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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放地日趋茂密
像流放农民那样凶残的流放，把人们赶到荒山僻野公然置于死地，这样的事从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再发生。但是，我国的流放地却通过其它方式并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一年比一年更加“茂密”：流放的人数越来越多，流放地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流放制度越来越严酷无情。
大致可以划分以下几个时期。二十年代的流放似乎是设置劳改营之前的过渡阶段，或者叫预备阶段；那个时期很少有人最后以流放了事，几乎所有的人后来都被扣进了劳改营。
从三十年代末起，不知是否由于流放人数太多的缘故，流放这种行之有效的限制与隔离形式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了。战争年代和战后，流放同劳改营并列，规模日益扩大，地位日益巩固。流放有优越性：不需要投资修建工棚和营区，不需要警卫开支，而且它可以一次处理大批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各个较大的递解站里都备有经常性的母子牢房，关押带孩子的妇女，这些牢房从来没有空过。）流放还可以保证在短期间内可靠而永远地清洗宗主国本土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这样，流放制度的地位就巩固下来了；而且从一九四八年起它开始发挥新的全国性作用，即作为垃圾场和储存池的作用：可以把古拉格群岛处理下来的残渣废料扔到这里，让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再登上宗主国的本土。一九四八年春，对劳改营下达了一项指令：犯第五十八条的罪犯刑满之后，除少数例外，一律“释放”到流放地去。也就是说，不能轻率地把这些人释放到不属于他们的“宗主国”里去，而应当把每个人从劳改营的岗楼下押送到流放移民村的警备队部去，从一个笼子移进另一个笼子。由于流放地区是有严格划定的，所以这些地区总起来又似乎构成了苏联（“宗主国”）与古拉格群岛之间的某个单独的（虽然层次互相交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