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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里贴出了大标语：“拿起任何武器，向军队进攻！”某些最性急的人已经用黑字或彩色字在旧报纸上（这里没有别的纸张）匆忙地写出了自己的标语口号：“哥儿们，狠揍契卡人员！”“处死眼线！处死契卡的走狗！”在各个劳改点，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在举行群众大会，人们争相发言！发言人都提出各自的意见！你自己考虑吧（现在允许你思考了！），你赞成谁的主张？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我们想要什么？判处别利亚耶夫？当然！判处杀人凶手？对！还有呢？不再锁工棚！取消号码布！还有呢？……
还有……还有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开始这个行动？我们想要什么？当然，我们想要自由，就是自由！但是谁会给我们自由呢7那些判我们罪的法院在莫斯科呀！当我们暂时还只是对于斯捷普劳改营当局不满，或者只对卡拉干达当局不满的时候，人们还会拿我们当个谈话的对象。但是，一旦我们说出对莫斯科不满……那就会把我们全都埋葬在这草原上了。
既然如此，我们想要什么？拆掉这些墙吗？向草原四散逃跑吗？……
自由的时刻到来了！沉重的枷锁已从肩上和手上脱落！不，反正义无返顾！只要能过上今天这样一天也值得！
星期一傍晚，当局派来的代表团来到了怒涛汹涌的劳改营。代表们都十分友善，根本不是虎视眈眈的，也没有带冲锋枪。本来嘛，这还用说？！他们可不是两手沾满鲜血的贝利亚的帮凶！我们得知：从莫斯科飞来两位将军——劳改营总管理局的博奇科夫和副总检察长瓦维洛夫。（他们也在贝利亚手下干过。不过，何必翻老账呢？！）他们认为我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连我们自己都不胜惊讶：正当合理？这么说，我们不是暴乱分子啦？不，不，完全正当合理！）“对开枪杀人的人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他们为什么毒打妇女？”“毒打妇女？”代表团员表示惊讶，“这不可能。”于是阿尼娅·米哈列维奇立即把一长排遭受毒打的妇女带到代表团跟前来。代表们深为震动，连连说：“我们一定查清，一定查清！”“衣冠禽兽！”柳芭·别尔沙德斯卡娅对将军叫喊。“不要再锁工棚！”又有人喊。“决定以后不锁了。”“拿掉号码！”“号码一定要拿掉。”一位我们从未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的将军十分肯定地回答说。
“把各营区之间的豁口保留下来，不要再堵死！我们需要彼此来往！”我们的人有些得寸进尺了。“好。你们可以来往！就让这些豁口保留下来吧。”将军也同意了。
那么，弟兄们，咱们还要求什么？咱们不是胜利了吗？！我们骚乱了一天，兴高采烈，热血沸腾，我们终于胜利了！虽然我们中间也有人不住地摇头说：欺骗，欺骗！可是我们相信了，相信了那些“基本上还是好的”领导！我们相信了，也是因为只有相信才是摆脱目前处境的最简便的出路……
受压迫者除了相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一次上当受骗了，下次还得相信。再次上当受骗了，以后还得相信。
这样，星期二，五月十八日，肯吉尔各个劳改点的囚犯容忍了自己同伴们的死伤，全部出工了。
这一天上午，在我们看来一切都会平安地过去了。但是，聚集到肯吉尔来的高级将领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种结局等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怎能认真承认囚犯有理呢！怎能认真地惩办内务部的军人呢？他们那低能的头脑能够吸取的唯—一条教训是；各营区之间的墙壁修造得还不够坚固！那里应该进一步划出一条火力封锁地带！
就在这同一天，性急热心的首长们就把那些已经几年、几十年不曾劳动过的人动员起来参加劳动了：军官和看守们系上围裙，会干活的人操起了镘刀和铺灰板，而那些还没有轮到值勤的士兵则被叫来推车、抬筐。留在营区的残废也要来搬砖、递土坯。傍晚前就把几个豁口全已堵死，还修好了打破的路灯，而且沿着营区内部的各道墙旁边都划出了一条不许靠近的禁区，两端派有哨兵看守，给他们的命令是：越过此线老枪杀勿论！
傍晚，为国家贡献出一天劳动的囚犯队伍回到营区来的时候，看守们急忙赶他们去食堂吃饭，趁他们还来不及省悟就尽快把他们锁进工棚。按照将军们的作战部署，必须赢得今天这个晚上，这个对昨天的诺言过于明目张胆地背信弃义的第一个夜晚。同时，他们也指望我们会逐渐地习惯，逐渐就范。
但是，在夜幕即将降落的时候又听到了星期日曾经听到过的那种响亮的土匪口哨声，这是第二和第三营区在用口哨交换信息，就像在大规模流氓集会上那样。（这些哨声是刑事犯们对共同事业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看守们为这哨声所震动，没等尽完自己的职责就逃之夭夭了。只有一名军官——军需上尉梅德维若诺克——稍有疏忽，为了工作耽误了一会儿。结果他不得不当一夜俘虏。
营区再度属于囚犯。但现在囚犯们已经又被大墙隔开了。只要有人敢靠近内墙，了望塔上立即用机枪扫射。打倒了几个人，有些人受伤。路灯又全被弹弓打碎，但是岗楼上打起了照明弹。这时，被扣在第二劳改点的总务科军需富有用了：人们扯掉了他的一个肩章，把他绑在一张桌子上，推向禁区的前沿。他拼命地朝自己人哀号：“别开枪，我在这儿！我是梅德维若诺克！我在这儿，不要开枪！”
囚犯们用长条桌子撞击铁丝网，撞击禁区刚刚埋下的柱子。但在机枪火上压制下既无法把墙打破，也无法爬上墙去。不行，必须挖地道。可是，按照规定，营区内除了几把消防铁锹之外没有铁锹。只好利用伙房的菜刀和汤盆。
五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黎明之前，几道墙下全被地道打通了，几个营区和总务科大院又连成一片。这时了望塔上已停止射击。总务科大院里各种工具应有尽有。那些戴肩章的泥瓦匠们一整天完成的工作如今完全白费：在夜色掩护下囚犯们拆除了禁区障碍，打通了墙壁，大大展宽了豁口，免得它们再成为陷阱（后来甚至加宽到二十来米）。
这天夜里还打通了通往第四劳改点（监狱）的墙。监狱的看守人员有的逃入岗楼，有的跑上了望塔（卫兵给他们放下梯子来）。囚犯们捣毁了几个侦查室。这样，他们既解放了监狱，也解放了那些明天即将负起起义领导重任的人们：原红军上校团长卡皮通·库兹涅佐夫（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年纪已经不小，战后曾在驻德国部队任团长，因为他的团里有一个人逃往西方，他为此被判刑。他被关进劳改营监狱是因为他在托自由居民寄出的信里“对劳改营的现实进行了歪曲和诬蔑”）。还有一位原红军上尉格列布·斯鲁钦科夫（据某些人说，他曾被德国人俘虏，还是个弗拉索夫分子）。
“新”监狱里还关押着肯吉尔镇自由居民中的一些普通刑事犯。起初，他们以为是国内发生了全面革命，所以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很快就了解到这革命原来只是局部性质的，于是便又安分守己地回到石头牢房里去，而且在整个起义期间，在没有警卫看管的情况下，一直老老实实呆在里面，只在吃饭时才到暴动囚犯们的食堂去。
暴动囚犯！可他们已经有三次竭力从自己身旁推开这种暴动和这种自由了。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天赐之物，他们与其说渴望暴动与自由，毋宁说有些害怕它。但是，就像被无法抗拒的海潮所冲击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冲向一场暴动。
他们该怎么办？相信诺言？那将是再度受骗，这一点已经由奴隶主们昨天以及从前的行径充分证实了。屈膝跪倒？可许多年来他们就是一直在下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