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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燃起了希望，于是他摸进去，扭断了三只鸡的脖子，装进口袋。别的鸡叫起来，他这才赶紧跑了。
自从我们犯了几个大错误之后他就感到缺乏信心，而现在我已被抓回，科利亚心里更没有底了。他不坚定，神经过敏。只凭某种拼命的心情往前跑，已经不能很好地考虑对策了。他已经不能判断一个极简单的道理；自行车和枪支的丢失现在肯定已被发觉，因此这两件东西已经不能再帮他伪装了，他应该无一亮就尽早把这两件过分明显的标志丢掉；同时，他不应该从这面的大路进鄂木斯克，应当远远地绕个大圈，到另一面，从小路进城。枪支和自行车应该尽快卖掉，这样还可以弄到点钱。这些他都没有想到。他在额尔齐斯河边的草丛里藏了大半天，但又没有忍到晚上，就在天不黑时顺着河边小路走去了。十分可能这时已经通过电台把他的特征广播了，在西伯利亚并不像在苏联欧洲部分那样回避公开广播此类事情。
他骑车走近一所小房，进去了。家里只有老太婆和她一、三十来岁的女儿。家里有收音机。巧得出奇的是收音机播送的歌曲正是：
流浪人逃出了库页岛，
沿着野兽走过的小道……
科利亚一下子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妇女们问他：
“什么事使你这么伤心啊？”
听到她们这句同情的问话，科利亚忍不住放声哭起来。两个妇女都尽力安慰他。他解释说：
“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全把我抛弃了。”
“那你就娶个妻子吧，”老太婆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地说：．“我这闺女也是一个人过。”
科利亚更是被感动了。不由得朝这个待嫁的姑娘望上几眼。姑娘却一本正经地转过脸来说：
“有钱买伏特加酒吗？”
科利亚把最后的几个卢布搜了出来，看样子不够。
“嗯，我一会儿再添上点。”姑娘说着就出门去了。
“对呀！”科利亚想起来了，“我这里还打了几只沙鸡呢。丈母娘，您去把它炖炖，不是一顿节日晚餐吗！”
“你这都是母鸡呀！”老太婆抓起鸡来一看，不对头。
“那就是我夜里打的时候没看清楚。”
“那怎么鸡脖子都拧断啦？……”
科利亚想讨支烟抽。老太婆却为了马合烟向新姑爷要钱。这时科利亚把便帽摘了下来。老太婆一看，更是慌了神：
“看你这头剃得光光的，该不是个逃犯吧？别找麻烦，赶快给我走开！等我闺女回来，我们给你报告去！”
科利亚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可怜了自由的人们，而自由的人们却一点也不可怜我们呢？他把墙上挂的一件莫斯科式短上衣取下来（天已经凉了，可他身上只有一件衣服），穿上一试，正合身。老太婆在喊：“把你交给民警去！”这时科利亚已经从窗户看见老太婆的闺女回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骑自行车跟在后面。她已经去报告了！
那就是说——“玛赫玛杰拉！”日丹诺克抓起枪，对老太婆说：
“到墙角去！躺下！”他自己侧身靠在墙上。两个人刚一进门，他就厉声命令说：
“都躺下！”又对那个男人说：“你把靴子脱下来送给我作结婚礼物吧2一只一只地脱！”
男人在对准他的枪口威胁下脱了皮靴。科利亚把靴子穿上，把劳改营的破鞋扔掉。然后警告他们：谁敢出去追，就开枪。
日丹诺克骑上自行车跑了。但是男人骑自己的车紧追上来。科利亚跳下车来，举枪瞄准：
“站住J放倒自行车！往后退！”
科利亚把男人赶开，走过去踩坏车辐条，用刀子割开车带，自己这才骑车走了。
他很快就上了大路。眼前就是鄂木斯克，他径直向鄂木斯克骑去！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菜园里有几个妇女正在刨马铃薯。一辆三轮摩托车从后面跟上来了，上面坐着三个穿棉袄的工人模样的人。走着走着，三轮摩托突然一转，用车斗向科利亚撞过来，把他撞倒了。三个人跳下摩托车，一齐扑向科利亚，掏出手枪，用枪把打他的头。
菜园里的妇女们叫起来：“你们干吗打人？他惹你们了吗？！”
的确！他惹他们了吗？……
但是，谁对谁干了什么并且将要干什么，这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三个人的棉袄下面都穿着军装（行动人员小组不分昼夜地守候在进入鄂木斯克的路口）。妇女们听到的回答是：“他是杀人犯！”这样说最简单。于是，相信法律的妇女们就又继续去刨马铃薯了。
行动小组首先就问这个乞丐般的逃跑者有没有钱？科利亚诚实地回答说：没有。他们搜他，在他刚刚抢来的新装“莫斯科式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五十卢布。他们拿了钱，到一家饭馆足吃足喝了一顿。不过，也还给科利亚吃了一顿饱饭。
我们就这样被挂在监狱里很长时间，直到第二年的七月才审判。经过九个月的劳改营监狱，我们都患浮肿。这期间时常被揪去审问。负责审讯的是劳改营头目马切霍夫斯基和行动特派员魏因施泰因。他们追问：犯人中间谁帮助我们逃跑的？自由工人中间谁同我们“商量好了”在我们逃跑时把电灯熄灭？（我并没有对他们讲明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电灯熄灭反而妨碍了我们。）鄂木斯克的接头地点在哪里？想从哪里越过国境逃出去？（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人们想留在故土的心情，而是认定人们想往国外跑。）我们回答说。
“我们是往莫斯科跑，往党中央跑，去申诉对我们的非法逮捕，没有别的想法。”但是他们不信。
审讯没有搞到什么“有趣的”材料，最后也只好给我们每人拼凑一个由下列“花朵”组成的逃跑者的“花束”：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反革命怠工）；第五十八条第3分条（强盗行为）；“六四”指令第1—2条（结伙偷盗）；同一指令第2—2条（暴力抢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条（制造并携带凶器）。
但是，这一整串吓人的条文也并没有给我们加上比已经戴上的镣铐更沉重的镣铐。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惩罚所能给予我们的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这却是一个浸礼教徒为了一次祈祷就可能受到的刑罚，也是我们在逃跑前已经被判处的刑罚。因此，只不过是今后点名时回答自己的“刑满日期”时不再说“一九七三年”了，要说“一九七五年”，如此而已。难道当时，在一九五一年，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九七三与一九七五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审讯中只有一点使我们受到威胁；他们说要把我们按经济破坏犯论处。这个看来很普通的名词却比那些司空见惯的“怠工、强盗、抢劫、偷窃”等等危险得多。因为根据这一罪状可以判处死刑，这是一年前才宣布实行的。
说我们搞“经济破坏”，是因为我们“破坏了人民国家的经济”。审讯员对我们解释说：为了追捕你们，国家共花费十万零二千卢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几天（没有放囚犯们出工棚，因为担任警戒的士兵大部调去执行搜捕任务）；有二十三辆汽车载着士兵昼夜奔驰在草原上搜寻，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额；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庄派去了行动人员小组；发出了全苏通缉令，同时向全国分发了我和科利亚的照片各四百张。
我们怀着骄傲的心请听完了这一长串数字……
结果，我们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刑期还没有满呢……”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时，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这个竞技运动家，甚至是竞技运动的理论家，已经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突然发现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强看完这些章节的，并且用那已经开始麻木的手亲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绝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对朋友们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这样死去的！每次盘算逃跑计划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于战斗的愿望。他常说：“我死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带着十来个杀人犯到阴间去，其中第一个就是维亚奇克·卡尔祖贝（即莫洛托夫），另外还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负责瓦维洛夫案件的侦查员）。我不是要杀人，我是要处死他们。既然国家法律保护杀人犯，我就得这样做！”腾诺曾说：“在你已经打出头几枪之后，你自己生命的本钱就算已经捞回了，那时你会高高兴兴地超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