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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位同志病了，想借您个地方暖和暖和。我们是出差的，出来采办粮食，坐船从对岸过来的。”
哈萨克老人说：“那就躺下休息吧！”科利亚一头躺到一块大毛毡上。我也装作躺在一边的样子。这是我们逃跑以来住进的第一间屋子，但是我却好像躺在火盆里似的；不但睡不着，而且躺不住。现在像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出卖了，自己心甘情愿地走进了陷阱。
哈萨克老人出去了，他只穿了一件内衣（如果不是这样，我一定会跟出去的）。可是，好半天不见他回来。我侧耳一听，门外有人用哈萨克语在小声说话。是两个年轻人。“你们是作什么的？管理浮标的吗？”我从屋里首先向他们发问了。
“不是。我们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一阿拜国营牧场的。”
我们找的这个地方可真是最糟糕的了！凡是国营农场所在地，都有苏维埃政权机关，有民警。这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那就是说，是个培养重点，更是积极……
我握了握科利亚的手，小声说：“我上船去，你随后赶来，拿着公事包。”然后又大声对他说：“咱们不该把吃的东西都留在岸上。”我走到外间，一推门，门反锁着。这就清楚了。我返回屋里，急急地扯了科利亚一把，又回到外间门前。门做得不很地道，有一块板子底下短一点，我从这里伸出手去，用力往前伸着摸……原来外面是用一根木棍子把门顶住的。我把它推倒了。
我出来急忙奔向河岸。船还在原处。我站在明亮的月光下等待科利亚。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真是害人！那就是说，他没有毅力立即站起来，想多暖和一步钟。也许是把他抓住了。应该去救他出来。
我又爬上陡岸。迎面走来四个人，其中有日丹诺克。四个人靠得很近。（或者是人们在抓着他？）日丹诺克喊道：“格奥尔吉！（看，他又喊“格奥尔吉”！）快过来吧！他们要看咱们的证件！”我本来叫他把公事包拿着的，可是他空着手。
我走到近前。新来的哈萨克人用蹩脚俄语问道：
“你们的证件呢？”
“您是什么人？”我尽量镇定自若地反问他。
“我是管理员。”
“噢，好啊，”我用称赞的口吻说，“咱们一起回去吧。证件是随时都可以检查的。在那儿，在屋里。屋里不也亮些吗？”我们一起回到屋里。
我从地板上慢慢拿起公事包来，走近油灯，心里盘算着怎样打倒他们，怎样跑出去，同时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证件嘛，随时都准备着，请检查吧。检查证件嘛，该检查谁就检查谁。提高点警惕总是好的嘛。我们粮食来办处里就发生过一桩事……”我已经在拉公事包的拉锁，就要打开立了。他们凑在我的身旁。我用肩膀猛地朝管理员一靠，他撞在老头子身上，两个人都倒了。我反手就给另一个年轻人一拳。叫声！喊声！我说一声“玛赫玛杰拉！”，拿起皮包就冲出了内屋、冲到外屋门口。这时我听到科利亚从门过道喊道：“格奥尔吉！抓住我啦！”回头一看，只见他把住门框不放，哈萨克人正在往里拖他。我拉了他的手一把，没拉出来。于是我蹬住门框，猛地用力一扯，把科利亚的身子一下子拉到我的身后去，可我自己却因用力太猛倒下了。立即有两个人扑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从他俩的身体下面跳起来的。我们宝贵的手提包只好留在那里了。我直奔岸边石崖，连跑带跳！后面的人用俄语叫喊：“用斧头砍他！用斧头！”看样子是在吓唬人，不然他们就说哈萨克语了。我感到他们的手就要抓到我了。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跑，跳下石崖！科利亚已经跑到船旁了。我对他喊道：“把船推进河！你快上去！”幸亏他们没有枪。我跳进水里，水没了膝盖，我追上船，跳上去。哈萨克人不敢下水，他们在岸边跑，一面喊着：“追呀，追！”我对他们喊：“怎么？你们这些混蛋，抓到了吗？”
幸亏他们没有枪。我顺流划去。他们大声喊叫着在岸上跑，但不远就有一个小河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脱下两条裤子（一条海军裤和一条西装裤），把水拧干。冻得我浑身打战。
“哼！科利亚！你这回暖和过来了吧？”科利亚一声不吭……
很明显，必须离开额尔齐斯河。应该在黎明前上岸，尽快搭顺路汽车赶到鄂木斯克。好在已经不远了。
“卡秋莎”和盐都在手提包里。到哪里去弄刮脸刀呢，更不用说要把衣服晒干了？眼前岸边有一只小船，一间小房。看样子像是浮标工住的。我们上了岸，叫门。里面并不点灯。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人声音：“难呀？”
“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船翻啦，差一点淹死！”里面的人磨蹭了好久，终于把门打开了。在昏暗的门过道一个粗壮的老头子倚在门旁，是个俄罗斯人，双手举着斧头照准我们。谁敢进去，他会一斧头劈下来的！我急忙对他解释：
一您别害怕，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是出差回来的。刚到阿拜国营牧场去过。我们本想坐小船到下游去一趟，可从您这里往上游去不远有个浅滩，还有人下了鱼网，我们没弄好，把船搞翻了。”
老头子还是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并不放下斧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在什么画上？他像是个壮士歌里的老汉，白发苍苍。他终于答话了：
“那么说，你们是往日列坚卡去？”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是啊，去日列坚卡。可主要的是把皮包掉在水里了，里面有一百五十卢布。我们在国营牧场买了肉。现在也顾不得那些肉了，您想不想把我们的肉买下来？”
日丹诺克去取肉。老头子把我放进里屋。屋里有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猎枪。
“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证件了。”
我尽量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说：
“证件嘛，总是要随身携带的。幸而放在上衣口袋，没弄湿。我叫斯托里亚罗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本州畜牧业管理局的特派员。”现在应该尽快地掌握主动权。于是我问他：
“您呢？”
“看管浮标的。”
“访问您的名字和父名？”
这时候科利亚回来了。老头子也就再没有提证件的事，只说，他买不起肉，但是招待一杯茶喝还是能够办到的。
我们在他这里大约坐了一小时，他用细劈柴点着火，给我们热了一点茶，拿出一块面包，甚至还切了一块炼过的脂油。我们谈论着额尔齐斯河的河道，得用多少钱买只船，在哪里可以卖掉它。大部时间是他一个人在说。他用一双老人的慧眼颇表同情地望着我们。我觉得他好像全都明白，是个真正的人。我甚至想对他吐露真情了。但是，这对我们不会有好处。看样子他不会有刮脸刀，他那满脸的胡须就像林中野草一样。而对他来说，还是不知道真情比较安全，否则，他就有“知情不报”之罪。
我们把小牛肉留给他一些，他送给我们一些火柴，领我们到岸边，还告诉我们船走到什么地方要靠哪一边走。我们离岸后急忙划开，想在这最后一夜尽可能走得远些。抓我们的事发生在右岸，所以现在我们尽量靠近左岸走。月亮挂在低空，天气晴朗，我们可以看见右岸的高坡上有一片树林，离岸不远有一只船也正向下游行驶，但是不如我们的小船走得快。
那是不是行动人员小组的船？……我们的船和那只船平行了。我决定不顾一切，采取主动。我用力摇桨，把船向那只船靠过去。
“老乡，您这是往哪儿去呀？”
“去鄂木斯克。”
“从哪儿来的？”
“巴夫洛达。”
“干什么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搬到那儿去住。”
听他那“噢”音很重的口音，不像是行动人员。回答问题很痛快，看来是愿意搭个伴儿的。他的妻子睡在舱里，他趁着夜晚打桨赶路。我仔细一看，这原本不是一只船，是一辆大车改装的。里面装满家具什物，大包小包。
我迅速地盘算着。这是我们在河上的最后一夜，最后几个小时了，却有这样的巧遇！既然他是搬家的，他船上必定是食物、钱、公民证、衣服、甚至刮脸刀，什么都有。而且哪儿也没有人抓他们。我们是两个人，他是一个人（他妻子根本不在话下）。我可以用他的公民证，科利亚打扮一下可以装成女人，他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