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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对俄国来说是所有战争中最幸运的一次，它带来的不仅是农民的解放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与此同时，它使俄国诞生了一种最伟大的力量——社会舆论。
表面上，西伯利亚的苦役地还在继续溃烂，还在继续扩大，似乎还建立了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还继续在把一批批囚犯送去，法院还在不停地判刑。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审判来，审判去，那个开枪重伤首都警察总监（！）的薇拉·扎苏利奇不是被……宣告无罪了吗？？
（开释扎苏利奇的轻而易举，蜕变成后来在她的作案地点建造列宁格勒监狱大楼的轻而易举。）薇拉·扎苏利奇刺杀特列波夫用的手枪不是自己买的，是别人给她买的。后来还换成了一支大口径的。而法庭连间都没问：是谁买的？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按照俄国的法律，不认为这样的同谋者是罪犯。（要按苏联的法律，会立刻给这个人一个“顶头的”刑罚。）
我们知道，曾经发生过七次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谋杀未遂的案件（卡拉科佐夫；索洛维纳夫；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附近；在库尔斯克城郊；哈尔图林的炸弹；捷捷尔卡的地雷；格里涅维茨基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城里行走时（顺便提一下，他并不带保镖），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像是一只被追猎的野兽”。（这有列夫·托尔斯泰提出的证明，他曾在一家私宅的楼梯处遇到过沙皇。）可是，怎么样呢？亚历山大二世干出了像基洛夫被刺杀后摧毁并流放半个彼得堡市那样的事吗？哪里的话？他连想都没有那么想！他采取了预防性的大规模恐怖手段吗？像一九一八年那种全面的恐怖？他抓了人质吗？他根本没有过这种概念。他把嫌疑分子统统关押起来了吗？没有，那怎么行呢？！……他处死了几千人吗？他只处死了五个人。这个时期被审讯判刑的总共不过三百八。（想想看，假如对斯大林哪怕只有一次这样的行刺的话，我们为此要付出几百万人的生命呢？）
一位叫奥利明斯基的布尔什维克写道，一八九一年他在整个克列斯特监狱里是唯一的一名政治犯。被转押到莫斯科后，他在
塔甘卡监狱里也是唯一的政治犯。只是到了布蒂尔卡监狱后，在押往流放地之前才集中了他们几个人！……（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二月革命时，在敖德萨城堡监狱里发现了七名政治犯，在莫吉廖夫市发现了……三名。）
随着启蒙运动和自由文学的逐年发展，一种无形的、但却使沙皇们胆战心凉的社会舆论力量不断增长，沙皇们已经控制不住这匹骏马的缰绳，无法抓住它的马鬃了，而尼古拉二世更是落到了只能抱住马屁股和抓住马尾巴的地步。
他没有了采取行动的勇气。他和所有他的权臣们已经失去了为捍卫自己政权而战的决心。他们已经不是在镇压，而是轻轻一按就放手。他们总是左顾右盼，仔细听着舆论会怎么说。
尼古拉二世禁止在部队内部建立情报机构，认为这是对军队的侮辱。（因此当局谁也不知道在军队里正搞着些什么样的宣传。）所以只能在革命分子当中安插些瘪三似的情报员，依靠他们提供的那点单薄的情报。政府认为自己受着法律的约束，不能（像苏维埃时期那样）把所有可疑分子通通抓起来而不管具体的罪状。
请看大名鼎鼎的米留可夫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苏维埃政权已经搞了三十年，他还一直以他曾发出过“革命的风暴信号”（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而自豪呢——这“是愚蠢还是背叛”？他在一九OO年出了一件不大的事：身为教授，他在大学生集会（教授参加学生集会！）上的演说中发挥了一种思想（听众里有大学生萨温科夫），即：如果当局不让步的话，革命运动的力学势必导致恐怖行动，但这还算不上怂恿，对吧？也不是“导向……的意图”吧？这无非是激进的自由派对恐怖行动（当它还不是针对他们的时候）的一种通常的病好而已。这样，米留可夫被关进了施帕列尔大街的政治犯拘留所。（在他的住宅还按出了一份新宪法草案。）他一迈进监狱大门，马上收到了同情者们送来的许多鲜花，糖果，食品。他当然还可以从公共图书馆借阅任何书籍。侦查用的时间很短。——在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大学生刺杀了教育总长（在那次集会后两个月），但是这丝毫没有加重米留可夫的案情。他在狱外等候宣判，只是不能住在彼得堡。那么是在哪儿呢？不过是在乌捷利火车站的另一头，这里已经不算是彼得堡了。他差不多每天都来彼得堡，或在文学基金会成在《俄国财富》编辑部。在等候宣判期间他获准去了一趟……美国。终于宣判了：在克列斯特监狱关六个月。（在这里也少不了水仙花和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但是他只蹲了三个月：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请求（“科学需要他”），沙皇释放了他。（米留可夫后来称为“老专制君主”并且给他捏造了一个“背叛俄国”的罪状的，正是这个沙皇。）不久以后又放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那里制造反对俄国政府的舆论。
二月革命的阴暗的精灵之一吉梅尔…苏哈诺夫一九一四年春天被“驱逐”出彼得堡，但仍让他用本来的姓名在农业部继续任职（他晚上常常住在自己家里，这就自不待言了）。
监狱总局局长马克西莫夫斯基一九O七年是怎么遇刺身亡的？该局设在一座居民楼里，几乎没有警卫。傍晚下班以后马克西莫夫斯基毫无戒备地接见了一个要求见他的女人——就这样被她杀了。
警察厅长洛普欣把阿泽夫的秘密透露给了革命党，——在刑法典中竟然找不出如何审判他的条款，政府对于泄露国家机密竟然没有防卫的办法。（总算是依据某个类似条款给他判了刑，后来的律师们长期振振有辞地骂这场审判是“沙皇制度的可耻行径”。按自由派的意见，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可审的。）
当局这种怯懦的动摇不定的作法只能起到刺激自己的对手，调起他们的胃口的作用。
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认为监狱制度不会有什么来真格儿的事，对它已经轻视到这种地步，以至眼也不眨地刺杀了俄罗斯的智慧和光荣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被戴上手铐的时候竟然大声喊起来：“你们把我弄疼了！”
监狱制度松懈到了什么程度，凭着一九O七年基辅无政府主义者尤斯京·茄克的越狱计划就能判断出来（由于显然是博格罗夫的告密，越狱没有实行）：在法院（政治案！）的休庭时间，茹克（恐怖分子）到院子里上厕所，看押他的士兵当然是（！）不会跟他进去的（也不会在附近守着）。那里事先放着一包老百姓的衣服和一件拆卸镣铐的工具。（这竟然是可以在法院的院子里做的！）
当局对革命者的迫害，仅仅能使他们在狱中相识，给他们以锻炼，给他们头上罩上光环而已。我们现在可是有了一把比例尺，可以大胆地说，沙皇政府不是在迫害革命者，而是在珍惜地宠惯着革命者，从而导致自己的灭亡。凡是亲身体验过绝对万无一失的司法体系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沙皇政府的优柔寡断，软弱无力。
让我们在这里翻阅一下大家熟悉的列宁传记吧。一人八七年春天，列宁的亲哥哥亚历山大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死P也就是说，列宁（也和卡拉科佐夫的兄弟一样）是谋刺沙皇的罪犯的兄弟。而他怎么样了呢？同年秋天，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却考进了喀山皇家大学，而且读的是法律系！这个事实难道不奇怪吗？
不错，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在同一年就被大学开除了。但那是因为他组织了反政府的学生抗议大会才被开除的。也就是说，一个谋刺沙皇的罪犯的弟弟又在煽动学生反对政府！如果在我国，在今天，他会怎么样？毫无疑问是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