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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比雪夫的递解站多自由啊！各牢房的人有时可以在大院子里相遇。还可以透过窗外的罩斗同院里的囚犯谈话。去厕所时可以走近家属工棚的敞开的、钉了铁栅栏、但没装罩斗的窗子去看看，那里住的是带着孩子的女犯人（她们也都是从波罗的海沿岸一带和西部乌克兰抓来的）。在两座马棚牢房之间的墙上有一个小孔，我们把它叫做“电话”，每天从早到晚小孔两边总是各有一名好事者半躺半卧着互相交换消息。
这种自由更加刺激了我们的好斗心，我们更感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十分牢固，而看守我们的人们脚下的土地却似乎就要燃烧起来了。于是，在院里散步的时候，我们也不免要昂起头来望望那灰白的闷热的六月天空。假如这时在那天空中出现敌人的轰炸机编队，我们是既不会惊奇，也不会害怕的。我们的生活实在不像生活了。
从卡拉巴斯递解站来的、往相反方向去的人们带来了一些谣传，说那里出现了小传单，上面写着：“受够了！”我们互相鼓气，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至在鄂木斯克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炎热的夜晚，大家都像从蒸笼里出来一样，热汗直流，这时候看守们却把我们塞进乌鸦车，挤得满满的。我们便从车厢里对看守们喊起来：“等着瞧吧，兔崽子们！杜鲁门会来收拾你们的！把原子弹扔到你们头上！”可是看守们却一声没吭。他们也感觉到了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在增长，而且我们深信自己是正义的。我们非常渴望真理的实现，甚至宁愿在同一颗炸弹之下和这些刽子手们同归于尽。我们所处的境地没有什么可丢失的。
不写下这个情况，就无法揭示五十年代古拉格群岛的全貌。
鄂木斯克的牢狱是关押过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可不是匆匆忙忙用木板钉起来的古拉格系统下的递解站。这是沙皇叶卡捷琳娜时期建造的威严的监狱，特别是它的地下室。要是找拍电影的场景，没有比这地下牢房更合适的了。四方形的小窗口就是一条通向地面的斜坑道的下端。根据这条三米深的斜坑道便可以看出车房的墙是用什么构成，有多么坚固了。牢房里没有所谓的屋顶，它是一个形成穹隆状的倾斜的大石洞。有一面墙湿淋淋的，不断地渗出水来，滴到地上。早晚这里漆黑一片，即使在晴朗的白天牢里也是昏暗的。看不见老鼠，但是总感觉到它的存在。本来石穹隆有些地方就低得只有一人多高，但监狱当局还是想方设法在这里修了两层睡铺下铺刚刚高出地面一点点，只有脚踝骨那么高。
我们在使人放纵的古比雪夫递解站期间发展起来的那种模糊的反抗精神，看来，遇到这样的监狱之后总该被压服了吧。但是，并没有！每天晚上，在蜡烛般微弱的十五支光的电灯下，敖德萨大教堂的长老，谢了顶的、瘦长脸膛的德罗兹多夫老头，还是照例要站到坑道窗口的底端去，用低低的声音，满怀着迎接生命的终结的无限感慨，唱起他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
秋天的夜晚，一片漆黑，
它有如背叛的行径，恰似暴君的乖戾。
而这座监狱，在雾气中挺立的
这可怖的幽灵，却比秋夜还黑！
他只是唱给我们听。不过，在这里，即使大声喊叫，外面也听不见。他唱的时候，可以看见他尖突的喉结在那干瘪的、青铜色的脖子皮肤下面滚动。他边唱边抽泣，他在回忆，在脑海中一幕幕重温过去几十年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他的内心战栗感染着我们：
虽然这里一片沉寂，
但监狱绝不是坟地。
而你，看守人呀，
且莫疏忽大意！
在这样的监狱里，听这样的歌声！“一切都是合拍的，一切都是和我们这些囚犯们所等待的东西合拍的。
听完他的歌。我们就在黑暗中，在阴冷潮湿中收拾收拾睡觉了。是啊，此时此刻还有谁的话语能温暖我们的心呢？
这时，仿佛是对这期待的响应一样传来了一个声音，这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帕斯基说话了。他的声音好像是阳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所有主人公的混合声音。这声音时而高亢得无法攀援，时而又低沉得令人窒息，它既不单调，也不宁静，仿佛随时可能变成哭泣、变成痛苦的呐喊。即使是布列什科…布列什科夫斯基笔下的廉价小说《红色马顿那》之类，要是用这种声音，用这种充满信念、痛苦和憎恨的声音读出来，也会像是关于罗兰的史诗那样激动人心。所以，真实也罢，完全是臆造也罢，反正他所讲的故事已经作为一个史诗铭刻在我们记忆里了，他讲到维克托·沃罗宁曾徒步急行军一百五十公里奇袭托列多，给阿尔卡扎尔要塞解了围。
其实，要把这个斯帕斯基本人的一生写成小说的话，它在小说中也未必会是最糟糕的一部。斯帕斯基青年时就曾参加过“冰上进军”“，整个内战时期他一直南征北战。后来流亡到意大利。在国外修完了俄国芭蕾舞课程（好像是跟卡尔萨维娜学习的），又在俄国某伯爵夫人家里学会了一手做细木家具的漂亮手艺。（后来，在劳改营里，无人不夸他的好手艺：他自制了一套小巧的木匠工具，用它给劳改营的头头们做了一张小桌，线条优美一，轻便漂亮，使他们大为惊讶。不错，这张小桌子他整整做了一个月。）后来，他曾随着芭蕾舞剧团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他替意大利拍摄过新闻记录影片。后来，他用了一个稍为有点变音的意大利人名字——若万尼·帕斯基——在意大利军队里当了少校。于是，一九四二年夏天他便随部队又来到他的故乡顿河一带。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是苏联军队仍在继续后退，但他指挥的那个营在这里很快就落入了苏军包围圈。斯帕斯基本人原想拼命冲出去，但是组成该营基本力量的那些意大利孩子们吓哭了；他们想活命！这时斯帕斯基少校动摇了，终于挂出了白旗。他自己是有机会用一颗子弹了此一生的，但那时他却产生了好奇心：想看看苏联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本来能够作为意大利军普通战俘在四年之后被送回意大利的。但是，他身上的那种俄罗斯人本性憋不住了，他同俘虏他的苏军军官们无话不谈，以至忘乎所以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既然你不幸是个俄国人，你本该像讳言自己的花柳病一般对此讳莫如深呀，否则，哪里会有你的便宜！先关了他一年，后来又在哈尔科夫的国际战俘营（也还有这样一个营呢，里面关押着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里关了三年。在他已经被关押四年之后——这四年除外——又到了他二十五年！哪里还要等二十五年呀，在这苦役营里，他已注定不久就要死去了。
我们进了鄂木斯克监狱，然后又被转押到巴夫洛达监狱。这两处监狱之所以同意接受我们这批犯人，是因为这两个市的当局有一个重大的疏忽：至今还没有建立专门的速解站。巴夫洛达市甚至更加可耻：连黑乌鸦囚车也没有，因而只好让我们这些囚犯排着队从车站走到监狱，经过好几个街区，也只好不怕居民看见了。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的头十年就是这样押解犯人的。我们通过的几个街区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没有自来水管，只见一排排木造的平房沉在黄沙里。实际上只是从监狱的两层砖房开始才有点像个城市样子。
但是，用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这所监狱给人的感觉不是恐怖，而是宁静，不是可怕，而是可笑。宽敞寂静的小院，屋边墙角处长出一点可怜的小草，用木板隔开的放风场地也不显得可怕。二层楼上的牢房的窗子只钉着稀疏的铁栅栏，窗外没有装“笼口”，可以站到窗前去研究外面的地形。窗子下面，就在脚下，在狱墙和外面的院墙之间，铁链拴着一只大黄狗，时而像是发现了什么动静似地曳着铁链跑几步，汪汪两声。但它也不像监狱里的狗，样子不可怕，不像那些专门训练来咬人的狼狗。一身蓬松的浅黄毛说明它是一只普通种的看家狗（哈萨克斯坦有这样一种狗），而且，它已经老得不行了。这狗倒像那些好心肠的老年看守，这些人都是从军队调来的，他们毫不隐讳自己已经为这狗一般的看守职务所苦恼了。
越过狱墙，可以看到街道、卖啤酒的小铺子、路上的行人和呆立着的人——他们是来给犯人送东西或是等着取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