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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劳改营之前未受过任何道德观念和精神教育的熏陶的人们在营里必定败坏。（这决不是理论上的推断。我们光辉的五十年当中养成了成百万这样的人。）
在劳改营里败坏的是那些在外面已经败坏或已经为败坏准备了条件的人。因为在外面人们也照样在败坏，有时候比劳改犯还够劲。
下命令把莫伊谢瓦伊代绑到柱子上受人辱骂的那个押解队军官不是比向她吐口水的劳改犯更要败坏吗？
顺便说一句：各个作业班的所有人员都向她吐了口水吗？或许每个作业班里只有一两个人做了这种事？我估计八成会是这样的。
塔季扬娜·法利克写道：“对人们的观察使我确信了一条：如果一个人原来不是卑鄙的人，他不可能在劳改营里变成这样的人。”
如果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突然变得卑鄙，那也许并不是他在变化，只不过是他内在的卑鄙正在显露出来，而以前没有显露的必要。
M·A·沃伊琴科是这样认为的：“在劳改营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相反，你到底是变成禽兽还是继续做一个人．全依赖于你的意识和你对人性的坚定信念。”
这是一句斩钉截铁的宣言……但并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美术家伊瓦舍失…穆萨托夫也热烈地做着同样的论证。
是的，劳改营中的败坏是大批的现象。但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劳改营的恐怖，还因为我们苏维埃人踏上群岛的土地的时候精神上已经解除了武装——早已为败坏准备好了条件，在外面就已经受到它的感染，就已经常常竖着耳朵听取老劳改犯介绍“在劳改营里应该怎样生活”的经验。
但即使没有劳改营，我们本来也必须知道应该怎样生活（以及怎样去死）才是。
也许，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人和人之间在困苦和患难当中，甚至在达到极端的患难当中，一般还是可以产生友谊的！但不是在我们这些近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枯而卑陋的人们之间？
假如真的非败坏不可，那么奥利加·利沃夫娜·斯利奥斯贝格为什么没在林海中的道路上抛弃快要冻僵的女难友，而是和她一起留下来面对必定的死亡并救活了她？莫非这样的患难还没有达到极端？
如果真的非败坏不可，那么瓦西里·梅福季耶维奇·亚科文科这样的人是从哪儿来的？他服完了两次徒刑，刚刚获释，以自由雇员身份在沃尔库塔定居，刚能没人押解地走动并开始经营自己第一个小巢。一九四九年，在沃尔库塔开始把已释放的犯人重新抓进去，重新判刑。发生了逮捕狂！自由雇员们人心惶惶。想的是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怎么样才能更不显眼。但是，亚科文科在沃尔库塔劳改营里结交的朋友格罗津斯基重新被捕，侦讯期间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没有人到监狱去给他送吃的。于是亚科文科就胆大包天地去给他送牢饭。狗杂种你你们要抓，就把我也划拉进去吧！
为什么这一个就没有败坏呢？
所有的幸存者不是都能记得起在劳改营里曾向他伸出过手并在最危急的时刻搭救过他的一两个人吗？
不错，劳改营的设计和目标是要使人败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揉烂每一个人。
正如自然界从不会发生只有氧化而没有还原的过程一样（甲物氧化，与此同时动物在还原），在劳改营（以及生活中一切地方）里也不是只有败坏而没有向上。两者是并存的。
在本书的下面一部，我还想介绍一下，在另一些劳改营即特种营里面自某时起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场”：败坏过程在那里受到有力的遏制，而向上过程变得对于营里的利己主义者都有了吸引力。
是的。但还有改造呢？改造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改造”——这是属于社会和国家的概念，与“向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世界各国，不单是我们一国，司法系统梦寐以求的都是使犯罪分子不是单纯服刑而且要改过自新，也就是说希望不要在被告席上再看到他们，特别不要因触犯同一律条再次受审。
不过我国当局从来没有期求“改造”——即不再次抓捕“五十八条”。我们已经援引过监狱学家们关于这一点的坦率言论。“五十八条”，他们是要通过劳动加以消灭的。我们活了下来，这已经是我们的自发行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疾呼：“苦役何曾感化了任何一个人？”
俄国农民改革后的立法里也曾包含着改造的理想（契柯夫的《萨哈林岛》整个是以这种理想为出发点的）。但是它顺利地实现过吗？
雅库博维奇对这个问题想过很多，他写道：苦役监狱的恐怖制度只能“改造”那些本来没有堕落的人，但是这种人无需这种制度也不会重新犯罪。对于已经败坏了的人，这种制度只会使他更堕落，逼得他更狡黠和虚伪，尽可能在身后不留下罪迹。
关于我们的劳改营能够说什么呢？监狱学（Gefangniskunde）理论家们一向认为，监禁不应把犯人导致完全的绝望，应当留给他希望和出路。而读者已经看到我们的劳改营专门和正是要把犯人搞到完全绝望的地步。
契柯夫说得对：“内省——这才是改过自新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我国劳改营的主办者最害怕的正是内省。集体工棚、作业班、劳动集体的任务正是要驱散和打乱这种危险的自我反省。
在我们的劳改营里能有什么改造！只有毁坏：灌输窃贼道德，灌输劳改营的残酷风习，使它成为生活的一般规则（用监狱学家的语言说，它是“犯罪发生地”，也就是犯罪的学校）。
皮萨列夫在结束漫长的刑期时（一九六三年）写道：“特别令人难过的是，你离开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精神残废，你的健康也被营养不足和每时每刻的教唆不可挽救地毁坏了。人们在这里彻头彻尾地败坏。假设这个人在进法院以前是温文尔雅的，现在必定是桀骜不驯。如果一个人连续七年被叫做‘猪’，他最后必定像猪一样哼哼……只有入狱的头一年是对犯罪的惩罚；以后各年只会使他变得凶狠，只能使他渐渐适应环境而已。法律规定的漫长刑期和残忍手段所惩罚的主要是犯人的家属，而不是罪犯本人。”
下面是另一封信：“还没有见过什么，还没有做出什么，就要离开生活，而且除了终生日夜盼望你回来的妈妈仍像你幼年时那样为你操心以外，世界上大概再没人关心你，这是痛苦的，可怕的。”
以下是进行过不少思考的亚历山大·库兹米奇·区一九六三年写下的一段话：
“他们把我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但是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的恩典……我用自己的皮肉和筋骨体验过现在时兴称为‘错误’的那个东西——它们丝毫不亚于迈丹尼克和奥斯威辛”。你要人怎样区分污秽与真理？杀人犯与教育者？法律与违法？刽子手与爱国者？——如果他正在步步高升，由中尉变成中校，这乱糟糟的一团，你要我这个蹲了十八年监牢刚出来的人怎么弄清？……我羡慕你们这些头脑灵活的有学问的人。你们用不着长久思索就能决定该怎么行动，该怎么适应，而我对这些，说实话，根本不感兴趣。”
说得实在好呀！“我不感兴趣”。难道能说怀着这种心情出狱的人是败坏了？但另一方面他是不是按国家的含意“被改造过来了”？当然不是。对于国家说来这个人简直是毁了。
国家期望（？）的那种“改造”在劳改营里永远实现不了。劳改营的“毕业生”学到的只是虚伪——假装改造好了。还学会冷言冷语地挖苦国家的号召，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诺言。
要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改造的呢？要是他压根不是罪犯呢？如果他被捕的原因是向上帝祷告，或是发表了独立的见解，或是当过战俘，或是受老子的株连，或者不过是摊派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劳改营能给予他什么？
萨哈林监狱督察官对契柯夫说：“如果一百个苦役犯人当中最后能出来十五至二十个正派人，应当感激的与其说是我们采用的感化措施，不如说是俄国的法院，因为它们把这么多良善可靠的分子送来眼苦役。”
如果我们把无辜入狱者的数字提高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也可以当做是对群岛的论断。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人们变坏的系数也大大提高了。
如果谈的不是为成百万不合意的人准备的绞肉机，不是狠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