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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局试图（也许并不试图）通过口号、文教科、邮件检查部门和行动特派员改造犯人的思想的时候，犯人们却更快地通过营分世界改造着全国的思想。盗贼们的世界观首先征服了群岛，毫不费力地向外推移，占领了缺乏更有力的思想意识的一片空白的全苏思想市场。劳改营式的狠毒手段、人和人关系的残酷、拨人心上的冷漠的铠甲、对任何诚实劳动的敌视——所有这一切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营旁世界，随后又在整个的狱外世界中深刻地反映出来。
群岛就是这样对造成了它的苏联进行复仇。
任何一种残酷行为都不会白白过去而不给我们留下后果。
我们追求便宜的东西，而结果总是付出高昂的代价。
把这些地区、小镇、新村—一列举出来，差不多就等于复述一遍群岛的地理。任何一个劳改营区也不能独自存在，在它附近一定有一个自由人的居民点。有时候这个新村伴随着某个临时的伐木劳改点存在若干年，然后和劳改点一起消失。有时候它在这里生下根，得到一个名字、一个村苏维埃、一条铁路支线——于是它永远留下了。有时候由这些新村发展成著名的城市，如马加丹、杜金卡、伊加尔卡、杰米尔套、巴尔哈什、杰兹卡兹甘、安格连、泰谢特、布拉茨克、苏维埃港之类、这类新村并不仅仅是在荒蛮的边陲地带溃烂流脓，而且直接长在俄罗斯的躯体上，在顿涅茨和图拉的矿井旁边，在泥炭采掘场附近，在劳改农场附近。有时候整个区，如坦沙耶夫区，都受到感染，都属于营旁世界。当劳改营被注射进了一个大城市的身体，甚至是莫斯科本身——营旁世界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以新村的形式，而是体现在那些每晚乘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从营里散出而每早又集合到这儿来的那些个别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传染病的向外传播的速度更快。）
还有一些像吉泽尔（在彼尔姆矿山支线上）这样的小城镇；它们早在任何群岛出现之前就开始存在了，但是后来却被大量的劳改营包围在当中——从而变成了群岛的省会。在这样的城市上空弥漫着周围劳改营的空气。满街是步行或乘车来往的劳改营军官、一队队的警卫队士兵，好象占领军一样；劳改营管理局是本城的主要机关；电话网不是属于市，而是属于劳改营；公共汽车线路全是从市中心通往各个劳改营；所有的居民都是靠劳改营吃饭的。
群岛的这些省会当中最大的要算卡拉干达。这个城市是由流放者和前犯人建造的，并且住满了这些人。所以一个老犯人在街上走一段路，要不遇到几个熟人是不可能的。在市内有好几个劳改营管理局。劳改点像海边的沙子一样遍布在城市的四周。
在营旁世界里住着什么人呢？1．原来的本地人（也可能没有这种人）；2．军事化警卫队；3．劳改营军官及其家属；4。带家属的看守员（看守人员和警卫队不同，总是过着住家的生活，即使是在担任军职）；5．前犯人（从本营或附近的劳改营释放的）；6．各种受到限制的人——“半专政的”、身份证“不干净”的（和前犯人一样，他们住在这里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由于贴在他们身上的符咒：即使并没有像对流放者似地具体指定他们必须住在这个地方，但他们在任何其他地方在工作和居住方面都会遭到更坏的待遇，也许根本不会让他们在那里住。）；7生产行政官员。这是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物，在一个庞大的新村里只有几个人（有时候也可能没有这一类人）；8．再就是狭义上说的所谓“自由民”即雇佣人员了。这全是一些游民无赖———各种到处鬼混的、穷途末路的、想发洋财的人。要知道在这些偏远的死亡的属地里，工作可以做得比在宗主国里差三倍，而工资可以拿得比在那里高四倍：北极补贴、远地补贴、条件困难补贴，还可以窃取犯人的劳动成果。此外，许多人是招募来的，按合同来的，他们还能领到差旅费。谁要会从生产报表里淘金，营旁世界就是克隆台克。带着假文凭的人们拼命往这里钻，冒险家、流氓、谋利者纷纷来到这里。那种需要无偿地利用别人的头脑的人到这里来是很有利的（犯人地质工作者们替半瓶醋的地质学家进行野外考察、整理资料、做好结论，然后他只需要到宗主国去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就行了）。各种失意人物以及普通的潦倒酒鬼都被命运甩到这个地方。到这里来的人有的因家庭破裂或者是为了逃避支付赡养费。这里有时还有一些分配工作时没有争取到好地方的中技毕业生。但是他们从来到的头一天起就开始为回到文明世界而奋斗了，有谁一年达不到目的，两年以后一定能达到。在自由民当中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们已经上了年纪，已经在营旁世界生活了几十年，吸惯了它的空气，以至于不再需要另一个更甜蜜的世界。如果他们的劳改营撤销了，或者上级不再付给他们所要求的工资了——他们就离开这里，但必定是转移到另一个同样的营旁地带，他们不能过别样的生活。瓦西里·阿克先吉耶维奇·弗罗洛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大酒鬼，骗子手，“著名的铸造能手”，要不是我对他已经做过一番描写，我在这里还可以谈很多关于他的事。他没有任何文凭，他那点手艺也早被他连酒一块地喝掉了，可是人家每个月没有拿过少于五千（赫鲁晓夫以前的）卢布的钱。
“自由民”这个字最广泛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自由人，即还没有被关进监狱或者已经放出来的苏联公民，因而也应指营旁世界的任何一个公民。但是这个字在群岛上更经常地是用于狭隘的意义：自由民——这是和犯人们在一个生产区工作的自由人。因此到那里去工作的第一、五、六种人也都叫做自由民。
自由民被雇来担任施工员、领班、工长、仓库主任、定额员。有些职务，如果使用犯人，在看押方面有困难，也雇佣他们来担任：司机、马车夫、发货员、拖拉机手、挖土机手、铲土机手、线路电工、夜班锅炉工。
这些第二等的自由民是和犯人一样干普通苦力活的人。他们马上就能很随便地和我们交上朋友，劳改营制度和刑事法律禁止的一切事情他们都肯做：很痛快地替犯人把信件投入新村的自由人的邮筒；把犯人们裹成一小包的衣服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卖来的钱留在自己手里，而给犯人们带去一些解馋的东西；和犯人们一起在工地上大搞偷窃活动；把烧酒带进或运进生产区（当门口搜查得紧的时候——把用柏油封口的小瓶放进汽车的油箱）。
如果在那里面也被门岗发现了——仍然不会有人报告上司；共青团员警卫战士们认为那样做倒不如自己把缴获的烧酒喝到肚里上算。
凡是可以把犯人的工作量写到自由人的帐上的地方（领班和工长也不会讨厌记到自己的帐上的），他们一定会这样做。要知道，记在犯人帐上的工作量是白搭的，人家不会付钱，只给一份面包口粮。所以在取消了配给制以后的时代里比较合理的作法是给犯人随便填写一张工作日报单，只要不出大问题就行，而把他完成的工作改记到自由人的帐上。自由民领到这笔钱，又可以自己吃喝，又可以给他手下的犯人们一点吃的。
在莫斯科劳改营里的自由民身上，也看得出在营旁世界里工作的极大好处。一九四六年在我们的卡卢加关卡有两名自由瓦匠、一名灰泥匠、一名漆匠。他们算是我们这个工地上的人，可是工作几乎一点也不干。因为这项工程给不了他们大价钱：这里没有附加工资，工作面积都是量好了的：完成一平方米的抹灰工作给三十二戈比。而把一平方按五十戈比算或者把一间房子的平方米数多写两倍都绝对不可能。但是第一，我们的自由民可以从工地上往外夹带水泥、油漆、干性油、玻璃；第二，白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和星期天全力以赴地投入主要工作——干旁门左道的私活，靠它来把钱捞足。抹同样的一千米墙壁，灰泥匠从私人手里拿的就不是三十二戈比，而是十卢布。这样一天晚上就能挣到两百卢布！
普罗霍罗夫不是说过吗：“钱——现在它是双层的。”哪个西方人能懂得“双层的钱”是什么？在战时，一个车工每月经过扣除后能拿到八百卢布，而市场上的面包一公斤要值一百四十卢布。这就是说他一个月除了配给的面包口粮之外，连买六公斤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