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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教科去消遣消遣，不知不觉使心灵稍稍感到一点清爽。虽然到这里来的与现在坐在作业班的“小车厢”上的那些人一样，同样是饥饿的人，但在这里谈论的不是口粮，不是粥，也不是定额。在这里说的不是组成劳改营生活的那些东西，在这上面也就包含着心灵的抗议和头脑的休息。这里说的是某种神话般的往事，那是这些灰溜溜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根本不可能有过的。这里也谈论那些不知何故没有落入监牢的幸运儿在外面过的快乐得难以形容的行动自由的生活。在这里也议论艺术，有时真是令人心醉神迷！
好似在群魔乱舞的大地上，有人画了一个微弱发光和像雾一样飘动的圈子——它眼看着就要熄灭，但在还没有灭掉以前——你的感觉是，在这个圈子里，半小时内你是妖魔力所不及的。
在这里还有人拨弄着吉他。有人轻声唱着歌——完全不是那种允许在舞台上唱的歌子。你心里颤动起来了：生命——还存在！它——还存在！于是，你幸福地环顾四周，你也想向谁表达点什么东西。
不过，说话要留神。听话要当心。瞧！这是廖瓦·格…曼。他既是个发明家（公路交通学院未毕业的学生，打算大大提高发动机的有效系数，搜查时资料被拿走了），又是个演员。，我们与他一起上演过契诃夫的《求婚》。他还是个哲学家，会说这样动听的话：“我不愿关心后代，让他们自己往地里去掏挖吧。我像这样紧紧地抓住生活！”——他现身说法，用指甲紧紧掐进桌子的木头。“相信崇高的思想？——这是打已经断了线的电话。历史是一系列不相连贯的事实。把我的尾巴还给我吧！阿米巴——要比人完美些；它有比较简单的功能。”他的话会使你入神：他详细地解释为什么憎恶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陶醉于爱伦堡和亚历山大·格林。他还是个随和的小伙子，在劳改营里不逃避干重活：用长钻凿墙，诚然，这是在保证能完成百分之一百四十任务的作业班里。他的父亲手一九三七年被捕入狱并死在牢里，但他自己是个普通刑事犯，是因为伪造面包配给证被抓进来的，然而，他耻于带着诈骗罪的条文，竭力向五十八条犯人靠近。靠近啊靠近，但有一次开始举行劳改营内的审判，这么讨人喜欢的、这么使人感兴趣的，“这样抓住生活的”廖瓦·格…曼却作为起诉方面的证人出庭。如果你没有向他讲过多的东西，那就算运气。
如果在劳改营里有怪人（他们总是有的！），那么他们走的路决不会绕过文教科，他们一定要到那里去瞧上一眼。
请看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多瓦图尔——有哪一点不是个怪人？他是彼得堡人，罗马尼亚和法国的血统，古典语文学家，一辈子是个孤孤单单的光棍。像把猫从肉食分拉走一样，也把他从希罗多德和凯撒身边拉走了，并把他关进了劳改营。他的心灵里还充满着没有释读完的文本，他在劳改营里——像在梦里一样。他在这里本来第一个星期就会完蛋，但医生们保护了他，给他安排了令人艳羡的医务统计员的职务，每月还让他给新招来的医士们上两次对他们不无益处的课！在劳改营里——上拉丁文课！阿里斯蒂德·伊万诺维奇站到小黑板旁——像在美好的大学年代里那样容光焕发！他写下土著们眼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奇怪的动词变位表，他的心由于粉笔移动时发出的吱吱声而跳动起来。他被安排得那么宁静，那么好！——但是灾祸也降临到他的头上：劳改营长认为他是个罕见的诚实的人！于是就任命……为面包房主任！劳改营职务中最诱人的一个！面包房主任——就是生命主任！对这个职务，劳改犯们都是心向神往、全力以求的，但得到的人是寥寥无几！而这时候职务从天上掉下来——多瓦图尔却被它压垮了！还没有接管面包房，他整个星期就像被判了死刑似的。他乞求长官烧了他，让他活着，让他继续保持舒畅的精神和拉丁文动词变位法。他得到了赦免：又一个骗子手被任命为面包房主任。
还有这么一个怪人——下工后是文教科的常客，他还能在什么地方呢？他长着一个大脑袋，轮廓粗大，便于化装，从远处看得很清楚。毛茸茸的浓眉特别富有表现力。而样子却总是带着悲剧色彩。他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抑郁地瞧着我们的贫乏的排演。这是卡米尔·列奥波尔多维奇·冈图阿尔。革命初年他从比利时来到彼得格勒创建“新剧院”——未来的剧院。当时谁能预见到这个未来将是个什么样子，导演们将怎样被关进牢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冈图阿尔都是同德国人打了仗的：第一次——在西方，第二次——在东方。现在却以背叛祖国的罪名给他扣上了十年……背叛什么样的祖国？……在什么时候？……
当然罗，文教科属下最露脸的——那就是画家。他们在这里是主人。如果有单独的房间——这是供他们使用的。如果有谁固定地免除一般劳动——那只是他们。在所有的缪斯的侍从者中，只有他们创造着真正的价值——一可以用手去触摸的，可以在住所里挂起来的，可以卖钱的。他们画的画，当然不是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而且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难道从五十八条犯人的脑子里能够产生出好画来吗？他们只不过是把美术明信片上的画临摹成大的复制品——有的划上格子，有的不划格子也可对付。你在泰加林和冻土带的穷乡僻壤里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美术商品了，你们只管画，至于挂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知道。甚至如果并不马上中意也无妨。来了一个准军事警卫队的副排长维彼拉依洛，瞧了瞧德乌尔的“胜利者—尼禄”的临摹品；
“这是什么？新郎官骑马？他怎么灰溜溜的？……”还是照样拿走。画家还用颜色画毯子：乘着小艇与天鹅一起漂浮在水面的美人，落日和城堡——这一切都很合军官同志们的胃口。画家也不是傻瓜，他还偷偷地为自己画这样的小毯子，看守拿到外面的市场上卖了钱对半分。需求量是很大的。一般说，画家在劳改营里是可以生活的。
雕塑家——要差一些。雕塑作品对于内务部的干部来说，并不是那么美观的东西，摆设起来不习惯，而且还要占用摆家具的地方，一碰还会打碎。在劳改营里雕塑家的工作很少，通常都是像涅多夫那样兼搞绘画。就这样，巴卡耶夫少校走进来，看见一座母亲的小塑像还会说：
“你怎么搞的，做了个哭鼻子的母亲。在我们国家里母亲是不哭的！”伸手就要砸掉塑像。
沃洛佳·克列姆普涅尔，一个青年作曲家，富裕的律师的儿子，依照劳改营的观念，还是个没有打垮的公子哥儿，他从家里把自己的钢琴运到莫斯科近郊的别斯库德尼克劳改营（群岛上闻所未闻的事件）！运来好像是为了加强群众文化工作，实际上则是为了自己作曲，不过，他随身带着劳改营舞台的钥匙，熄灯后点着蜡烛（电灯已经关了）弹奏。有一次他在这样弹奏，记下自己编的一首新的奏鸣曲，突然被后面的一声吆喝吓了一跳：
“你的音乐有镣铐味！”
克列姆普涅尔跳了起来，一个少校，劳改营长，老契卡人员偷偷摸摸站在墙边，现在他向蜡烛走过来——他的身后拖着一条巨大的黑影。少校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个骗子要写信叫运来钢琴。他走过去，拿起记下的乐谱，一声不吭地、阴沉沉地在蜡烛上烧了起来。
青年作曲家不能不叫起来：“你在做什么呀？”
少校从咬紧的牙齿缝里更加明确地宣布；“送你的音乐到那里去！”
灰烬从纸上掉下来，轻轻落在键盘上。
老契卡人员没有错，这首奏鸣曲真的是描写劳改营的声
如果在劳改营里出现个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