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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出工站队时他总是焦躁不安；他巴不得快些冲向工作地点。杂役小队一跨进工区他就故做姿态地赶到侵腾腾返方步的人们前头，差不多跑步走进办公室。他是想让长官们看在眼里吗？这没有多大意思。是要犯人们看到他工作多忙吗？——这是一部分原因。而主要的、最真实的原因是想尽快脱离人群，脱离营区，把自己关在计划科的安静的小房间里，在那儿……在那儿决不是做瓦西里·弗拉索夫做的那些事，决不为解救作业班里的难友们打主意，而是混钟点、抽烟、幻想再来一次大赦，想象自己坐在另一张办公桌旁，在另一间办公室里，有好几个按铃，有好几部电话，有奴颜婢膝的女秘书，有站得笔直的来访者。
我们知道他的事很少。他不喜欢谈起内务部的往事，无论是级别、职务还是工作性质。这是前内务部人员普遍的“腼腆劲儿”。可是他身上的军大衣恰好是《白波运河》一书的作者们描写的那种青灰色的。进了劳改营他也没有想到要从制服上衣和制裤上把蓝滚边拆掉。在受监禁的两年中，他连劳改营真正的老虎口的边都没有挨到过，连群岛的无底深渊的气味也没有闻到过。送进现在这个劳改营自然是由他选定的：他的住宅离劳改营只有几站无轨电车的距离，在卡卢加广场附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底层，也没意识到现在周围的人对他多么敌视，所以在房间里有时也漏出一点底细：有一天说他跟克鲁格洛夫（那时候还不是内务部长）很熟，另一次说跟弗连克尔、扎维尼亚会很熟，说的全是古拉格的大头头。有一回提到他战时领导过塞兹兰…萨拉托夫铁路很长一段的筑路工程，这么说是在弗连克尔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干过。“领导”这两个字可能包含些什么意思？他什么工程师也不是。那么说是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喽？是另一位可爱的克莱因米海尔喽？就是从这样的高峰一下子鼻青脸肿地跌到几乎是普通囚犯的水平。他的问题是属于一百零九条，对于内务部来说，这意思是收受了超过级别所容许的贿赂。因为是自己人，判了七年。（这表明他收受的贿赂够判二十年。）根据斯大林的大赦令，他剩余的刑期被减掉了一半，今后还得蹲两年多一点。但是他很伤心——伤心得和被判了整十年一样。
我们房间的唯一的窗户是朝涅斯库奇内公园开的。窗外不远处，略低于窗口的树梢在随风摆动。景色不断在这里交替；暴风雪，解冻，新绿。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受到什么刺激而只是感到淡淡的哀愁时，他往往临窗而立，眼望着公园，用轻柔好听的声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唤醒。
你说怪也不怪？——严然一位坐在客厅里的十分可爱的先生。可是他沿着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汉斯库奇内公园靠近我们营区的一角，有几道小土岗把游人隔开，是块十分隐蔽的地方，如果不算我们这些剃光头的人能从窗口看到的话。五一节，有个中尉把一个穿花布拉吉的姑娘带到这个隐蔽处所，他们避开了公园的游人，而对我们就像对猫儿狗儿的目光一样满不在乎。军官把他的女朋友平摊在地上，那女的也不是个客臊的。
一去不返的莫再召唤，
往昔的爱情莫再留恋。
整个说来我们的小房间像是一个小模型。内务部官员和将军完全支配着我们。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我们才能在他们不用的时候使用电炉（它是人民的）。一切问题全由他们决定：给房间通通风还是不通风，鞋放在什么地方，裤子挂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停止说话，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沿着走廊走几步就是大统舱房间的房门，那里面是吵嚷喧闹的共和国，那里面把一切权威都骂得狗屎不值；而我们这里却是享有特权的，我们依仗特权，也就必须尽力遵守法纪。自从我被踢进了渺小的油漆班，我就一言不发了：我成了无产者，任何一分钟都可以把我推到大房间去。农民普罗霍罗夫名义上是生产杂役的“小队长”，实际是叫他担任一个侍候人的职务——拿面包、端小锅、和看守及值日员办交涉，总之是做全部低贱的工作（这正是那个养活两个将军的农夫），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就只能听命于两个独裁者。但是伟大的俄国知识界在哪里呢？他们在瞧着什么呢？
普拉夫金一博士（他的姓并不是我臆造的！）神经病理学家，劳改营医生，今年七十岁了，这表明革命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是在俄国思想界最美好的年代，在讲究良心、荣誉、爱人民的精神熏陶下成熟的人。请看他有怎样的仪表！在令人肃然起敬的硕大的头颅上飘动着灰白的银发，劳改营里的剃头推子也未敢触动它（这是卫生科长恩准的优待）。他的肖像会使世界上第一流的医学杂志的封面生色！任何国家有这样一个卫生部长都不会觉得寒碜！他的庄重的大鼻子使人们对他的诊断产生充分的信任感。他的一举一动显得尊严而稳重。博士的身躯如此奇伟，以至单人铁床几乎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悬在外面。
我不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神经病理学家。很可能是个好大夫。但是那必须是在一个松松散散、和和气气的时代，并且一定不是在国立医院工作，而是在家里开业。橡木的房门上钉着铜牌，靠墙坐地的大自鸣钟发出悦耳的哨哨声。不慌不忙，除了自己的良心对什么也不用服从。然而在那以后，他着实地被吓坏了，吓得他一辈子也没有缓过劲来。我不知道他以前坐过牢没有，内战时期拉他去陪过绑没有（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是不用手枪顶着他的脑门，也足能吓破他的胆。只要让他做做这些事就够了：叫他到门诊部去工作，那里要求一小时看完九个病人，时间只够用小槌敲一敲膝盖；再让他当当“劳动力医务鉴定委员会”委员，还有疗养区委员会委员，还有兵役委员会委员，到处都要在各种文件上签字、签字、签字，同时知道每签一个字都可能掉脑袋，某某大夫已经抓进去了，某某也是了，可是你仍得不停地签字：病假条子、诊断书、鉴定人证明、医生证明、病历。每签一个字都引起一次哈姆雷特式的苦恼：给假还是不给假？适合现职还是不适合？有病还是没病？病人朝一边求你，长官朝另一边压你。惊恐过度的博士手足无措，犹豫不定，浑身发抖，常常吃后悔药。
但这都还是在外边的时候，这还都是些甜点心！自从带上“人民敌人”帽子被抓进来，被侦查员吓出足以致命的心肌梗死（我想象他既然吓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