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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沃谢科沃工棚里的少女们也戴花——插在头发里，这是已结成劳改营婚姻的标志，但也说不定是已获得真正爱情的标志。
外面（古拉格外面）的法律似乎促成着营内的姻缘。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颁布关于巩固婚姻关系的全苏法令的同时，还有一项没有公布的人民委员会决议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指示。那里面规定，只需自由的苏联公民一方提出要求，法院必须不加阻挠地解除该公民与其在监禁（或在疯人院）中的配偶的婚姻关系。甚至免付办理离婚证书的手续费，以资鼓励。（在这种场合，任何人没有将既成事实的离婚通知另一方的法律责任！）这就等于号召男女公民赶紧在患难中抛弃他（她）们的丈夫或妻子，而在押者则应更彻底她忘掉他（她）们原来的婚姻。如果在押的妻子思念留在外边的丈夫，这已经不仅仅是愚蠢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而且简直成了违法。被丈夫牵连作为“反属”（反革命家属）入狱的卓娅·雅库舍娃落得了这样的结果：丈夫是重要专家，三年就获释了，他并没有把释放他老婆作为必需条件提出来。而她竟为了丈夫熬完了整整八年……
忘掉原来的婚姻，好吧。但是乱搞男女关系也受古拉格内部条令的谴责，当做是破坏生产计划的行为。这些忘掉了对国家和群岛负有义务的不要脸的娘儿们在生产场所乱窜，随时随地可以仰面躺下——泥地上、木屑上、碎石上、煤渣上、金属刨屑上全行——因而生产计划便会完不成！五年计划便会原地踏步！奖金也不会往古拉格首长的腰包里流了！不光如此，有的女犯还暗藏着怀孩子的卑污念头，想利用我国法律的人道主义以怀孕为名刨掉几个月的刑期。这几个月可以不干活，而她们的刑期有时候统共只有短短的五年或三年。所以古拉格的条令才要求：凡发觉有姘居行为者，必须立即将二人隔离，将其中价值较小的一方转解他处。（这跟把使唤丫头发送到远地的庄子上去的萨尔台奇哈们当然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这一类囚衣下的风流韵事给看守人员增添了无穷的烦恼。看守员夜晚本可以在值班室安安生生地打呼噜，可是却不得不提着马灯查夜，捕捉男工棚里光着大腿的死皮赖脸的老娘儿们以及钻进女工棚的老爷儿们。更别说也许他自己正欲火中烧呢（毕竟看守员也不是石头做的），却还得费一番工夫把干了坏事的女人送进禁闭室或者对她做一整夜的思想教育工作，向她解释她的行为为什么不对，然后还要写出一份报告（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写这玩艺儿简直活受罪）。
构成一个女人以及一般人生活内容的东西：家庭、母性、亲朋往来、熟悉的甚而是感兴趣的职业，对于某些人还包括艺术和书籍——所有这一切全被剥夺了，在恐惧、饥饿、被遗忘、野兽行为的重压下，女劳改犯的心除了爱情还有什么寄托？受上帝祝福的爱情几乎已不包含肉欲的成份。因为在灌木丛里不好意思，在工棚里当着众人的面做不出来，况且男人并不是随时做得了。再说劳改营看守员只要见到两人“偷偷摸摸”（单独在一起），马上拉出去关禁闭。但是妇女们现在回忆，由于劳改营爱情的非肉体性，它的精神因素变得特别深。正因为没有肉体接触，它变得比狱外的爱情更加强烈！偶然的微笑、瞬间的注意，都足以使年岁不轻的女人们夜不成寐。在劳改营的肮脏阴暗的生活的背景上，爱情的光辉显得格外鲜明。
H·斯托里亚洛娃在她的女友（莫斯科女演员）以及和她一起运干草的男搭档（不识字的奥斯曼）的脸上看出了“幸福的密谋”。女演员向她吐露了真情，说谁也没有这样爱过她，无论她的当电影导演的丈夫还是所有她以前的崇拜者。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她才不愿意离开运干草的工作，不愿意离开“一般劳动”。
再说是风险——几乎和打仗一样，几乎要豁出性命：一次幽会被发觉，就要付出被赶出习惯了的地点的代价，这等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性格变得愚蠢而放荡的地方，刀丛上的爱情毕竟是英勇的爱情啊！（奥尔塔乌劳改营的阿尼娘·列赫托年和她的情夫被持枪士兵带往禁闭室。情夫低声下气地恳求士兵放他走，经过了这二十分钟，阿尼娜永远断绝了对那人的爱情。）有人为活命甘愿充当受杂役养活的没有爱情的姘妇。有人为爱情甘愿去干一般劳动，甘愿去死。
连一些完全不年轻的女人有时也陷入这类事件，弄得看守员们也毫无办法：在狱外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女人还能搞这种名堂！这些女人已经不是寻求情欲，而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要：关怀什么人，温暖什么人，自己省下吃的给什么人垫补垫补；替他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她和他共用的饭钵是他们神圣的定情戒指。个女犯向祖波夫医生解释说：“我并不要跟他睡觉。在我们这野兽过的日子里，在我们那成天为口粮和破布烂套子争吵的工棚里，我心里总惦念着：今天该给他补补衣裳，我们还要煮个土豆吃呢。”但是男人有时候还要求别的事，只好跟他就合。而看守员专等着抓干这事的……翁日拉格有一个波利娅大婶，是医院的洗衣妇，她很早就守了寡，一直独身，曾在教堂里当过差。她的刑期已经到了末尾，突然一天夜里发现她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医生们叹息说：“波利娅大婶，你这是怎么啦！我们对你还抱很大希望呢！现在他们准得调你去干一般劳动了。”老太婆伤心地点头：“是啊，是我的错。照福音书上说是淫妇，照劳改营的说法是……。”
对被查获的情侣的惩罚也跟古拉格的整个制度一样缺少不偏不倚的精神。如果情侣之一方是和首长关系密切或工作上很需要的杂役，对他的私情可以好几年都装做没有看见。（一个免除看押的电工调来翁日拉格妇科医院独势点工作。所有的自由人都求得着他。自由人主任医师把管总务的护土——一个女犯人叫来吩咐说：“给穆霞·布坚科创造点条件！”穆霞是个女护士，电工就是为了她才到这儿来的。）如果是无关紧要的犯人或者失宠的人物，那就会受到迅速而残忍的惩处。
在蒙古境内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劳改总局）系统的劳改营里（一九四七一五0年我国犯人在那里修筑铁路），两个免除看押的姑娘跑到男犯大队去会朋友被抓住了。一个警卫队员用绳子把她系在马后，骑上马，在草地上拖着走萨尔台奇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可是索洛维茨做出来了。
随时遭追究、查获、拆散的土著情侣似乎是不可能牢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事情，被分开后的有情人仍保持通信联系，获释后终于结合。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医生，某省医学院的副教授，他自己都不记得在劳改营里和多少女人发生过关系，连一个女护士都没有放过，而且还不止护土。但自从3加入了这个行列，队伍就到此为止了。3没有终止妊娠，把孩子生下来了。不久获释，定居地未受限制，本可以返回原居住城市，但是为了和3母子呆在一起，他决定留营就业。他的妻子等不及了，自己来这里寻夫。他躲进隔离区里面，不跟她见面！（他的妻子不能进去逮他）。他在那里跟3生活在一起并通过各种方式转告他的妻子，说他已跟她离婚，劝她离开这里。
但是能够使劳改夫妻分离的不仅仅是看守员和长官。群岛是一个一切都被颠倒了的国度，婴儿的诞生本应当使一对男女结合得更紧．在这里却把他们分开。孕妇！脑产前一个月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点，那里有附设产科病房的劳改营医院。小生命在那里叭叭哭叫：他们不愿意为父母的罪孽而当囚犯。孩子生下来，便把产妇送到不远的一座专门收容“妈姆卡”（孩子妈）的劳改点。
这里需要插一句！在这里不能不插一句！“妈姆卡”这个字包含了多少自我嘲讽啊！“我们不是真正的……”犯人的语言很喜欢给每个字眼加上示卑的后缀，并且总是顽固地这样做。不说（母亲），而说“MaMka”；不说（医院），而说……——同样的嘲讽，只是不表现在后缀上。甚至表示“二十五年刑期”的这个字也被降格为。即由“二十五卢布”降低到“二十五戈比”。
犯人利用语言的这种固定的偏轻企图表明，群岛上一切都不是真正的，都是冒牌的，都是最次等的，还想表明他们并不珍视一般人珍视的东西。他们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