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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般冰冷的淡绿色的液体应当取代你身上的温暖的血液，只有在那时你才能指挥犯人。
正好在这几天，一个惩戒作业班每天从惩戒隔离室里被带到取土场上来劳动，把这当作是罚他们干最重的活。这是一批差点没把劳改营长宰掉的盗窃犯（他们并不是真想宰他，他们并不那么傻，而只是吓吓他，要他把他们送回普列斯尼亚监狱：他们看准了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要老命的地方，在这里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在我值班快结束的时候，把他们带来了。他们在取土场上找了一些避风的地方躺下，露出租短的胳臂和大腿，刺了花纹的肥肚皮和前胸，在蹲过惩戒隔离室的潮湿的地下室之后，心满意足地晒着太阳。我穿着笔挺的军装走到他们跟前，一字一句、规规矩矩地建议他们开始工作。阳光使他们心情温和，所以他们仅仅是哄笑起来并且要我去见那个众所周知的鬼。我气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一无所获地走开了。在军队里我第一句话就会是：“起立！”但是这里的情况很明显，即使有人起立，那也只会是为了在我的肋骨当中捅进一刀子。当我绞尽脑汁想办法的时候（要知道取土场上的其余的人都在看着，也可能丢下了手里的活儿），正好我这一班结束了。也仅仅是因为如此，我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写“群岛”的研究。
阿基莫夫接了我的班。盗窃犯们继续晒他们的太阳。他对他们说了一次，第二次就以命令的口气喊了一句（甚至可能是“起立！”），第三次就搬出劳改营长来威胁他们。他们起来迫他，在取立场的洼地里把他撂倒了，用铁棍砸坏了他的腰子。直接从厂里把他拉到了省监狱医院，他的指挥职务便到此结束了，也许他的刑期和生命也到此结束了。（大概厂长本来就是委派我们充当挨盗窃犯刀子的稻草人的。）
我在取立场上的短暂的官运比阿基莫夫的多延长了几天，只不过它给我带来的不是我期望的满足，反而是不断的内心的压迫感。早晨六点钟我走进工区的时候，比假如我是去亲手挖土还感到压抑。我茫然若失地向取土场懒懒地走去，对它和对我在其中的角色恨之入骨。
从湿压厂到取土场有一条土斗车轨道。在平地的尽头，轨道向取土工作面下降的地方，有一部绞盘车架设在一个平台上。这部由马达带动的绞车是全厂不多的几种机械化奇迹之一。从取土场到绞车，然后再从绞车到工厂，土斗车全程都要用人推。只是从取土场上坡的地方用绞车拉上来。取立场位于厂区的一个遥远的角落，它的表面被取土坑挖得支离破碎，取土坑像沟壑一样枝枝杈杈，它们中间留着没有动过的土岗。粘土层直接从地表就开始了，土层相当厚。想必是可以再往深里取，也可以再往宽里取，把工作面连成一片。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干，谁也不拟订开采计划，一切全由早班的作业班长巴林诺夫指挥。巴林诺夫是一个趾高气扬的莫斯科青年，普通犯，有一副不难看的外表。巴林诺夫单纯根据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取土，哪里能少费工、多装上就在哪里开挖。他不往太深里走，以免推出斗车的坡度太陡。在取土场上巴林诺夫指挥着每次总是在我这一班干活的那十八至二十个人。他也是这一工作班的唯一的和真正的主人：他了解手下的人，喂养着他们，意思就是为他们争取较多的口粮。每天亲自英明地决定应该推出多少车，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我喜欢巴林诺夫这个人，如果我和他在一座什么监狱的板铺上并排睡觉，我们一定相处得很快活。就是现在我们也会会得来——但是这需要我主动去找他并且要像这样打趣地说一句：你瞧厂长任命我当了一条夹在当中汪汪叫的狗，我可是什么也不摸门呀。两人一笑，什么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军官的教育没有允许我这样做！于是我试图对他保持严格的态度，谋求他对我的服从，尽管不仅我自己，也不仅他，而是整个作业班都看得出来，我是在这里多管闲事，就跟一个从区里派下去指导春播工作的技术员一样。巴林诺夫很生气，认为在他头顶上安插了一个神气十足的讨厌鬼，于是他不止一次地在作业班面前巧妙地出我的丑。凡是我认为需要做的，他马上向我证明不可能。反过来，他时常高声地吆喝着“工长！工长！”，把我叫到取土场的各个角落并且请求指示：旧轨道怎么拆，新轨道怎么铺；脱落的轮子怎么固定到轴上；或者绞车似乎出了毛病，拉不动，现在该怎么办；或者铁锹使钝了拿到哪里去磨。在他的嘲弄面前我的指挥热情一天比一天衰退了，如果他从一清早就叫人们去挖土（他并不是经常这样做的）而不用那些讨厌的问题来打扰我，我已经很满意了。
那时我就悄悄地走到一边，到高高的土堆后面去躲开我的下属和我的上司，坐在地上发呆。进劳改营后的头几天我的精神已经僵死了。噢，这可不是监狱！监狱有着翅膀。监狱是思想的万宝箱。在监狱里挨饿和争论是快乐而轻松的。可是你试试在这里挨饿、劳动和沉默十年。这个你试试看！钢铁的履带正在把我拽进一个粉碎机。束手无策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滚到一边去，可是真想这样做啊！喘一口气。清醒一下。抬起头，看看外界。
瞧那里，在铁丝网外边，隔着一道小山谷有一块小高地。高地上有一个小村落，共有十来座房屋。初升的太阳用它和平的光线照亮了它。它离我们这样近，而且它完全不是一座劳改营！（其实也是劳改营，但是这一点常常被你忘记。）很长时间那里没有动静，后来走出一个拎着提桶的农妇，一个小不点的娃娃从长在街上的草丛里跑过。一只公鸡在打鸣儿，一头母牛在哞哞地叫——我们在取土场上全听得很清楚。一条杂种的小狗尖声尖气地吠叫着——多么可爱的声音！——这不是押解队的警犬！
那里传来的每一个声音和农村的静止状态本身，使我的灵魂渐渐地获得了神圣的安宁。我确信无疑地知道，如果此时对我说：现在给你自由！但是一直到死你都必须住在这个农村里！放弃城市以及整个世界，你的天外飞来的愿望，你的信念，真理——放弃一切，永远住在这个农村里（但不是做一个集体农庄在员！），每天早晨看着太阳，听听鸡叫。同意吗？——噢，不仅仅是同意，而且，上帝啊，请赐给我这样的生活吧！我感觉到劳改营我是经受不住的。
从我此刻看不到的工厂的另一面传来客运列车沿尔热夫铁路隆隆而过的声音。取土场里的人们叫喊：“杂役列车。”每一趟列车人们都熟悉，根据它们来计算时间。“杂役列车”——这是差一刻九点。九点钟会从劳改营里把杂役们——包括办公室人员和当了官的——单独地，不按照倒班的时间，带到砖厂来劳动。大家最喜爱的一趟列车是一点半的外号叫“供养人”的那一次。它开过去以后我们很快就要收工，回去吃午饭。
我的女上司——犯人奥丽加·彼得罗夫娜·马特罗宁娜是和杂役们一起来的。有的时候，如果她对工作实在放心不下，就专门叫人押着，提前到厂里来。我叹着气走出我隐蔽的地点，沿着轨道走向湿压厂——去报告工作。
整个制砖厂分成湿压和干压两个分厂。我们的取土场只为湿压厂服务，湿压厂的负责人就是马特罗宁娜，硅酸盐工业工程师。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工程师，我不知道，但为人很琐碎，固执。她是那些不可动摇的思想纯正分子中的一员，这类人我在监室里已经遇到过不多的几个（这种人一般地不多），然而我自己却没能在他们的高峰上坚持住。按照“大写字母条文”她是属于（反属）类，作为被处决者的家属她经过特别庭得到了八年。现在正蹲完她的最后几个月。诚然，整个战争期间没有释放过政治犯，她也得等到所谓“特别指令”下来以后才能出去。但是这也没有给她的精神状态投下任何阴影；她在为党工作，在外面也好，在劳改营里也好，都没有什么要紧。她是从稀有动物保护区出来的。她在劳改营里裹着红色的而且从来是红色的三角头巾，尽管她已经年过四十（在厂里没有任何一个劳改犯丫头也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人女共青团员带这样的三角头巾）。对于丈夫的被枪毙和本人蹲过的八年她不感到丝毫怨恨。所有这些不公正的事，照她的意见，是个别雅戈达分子和叶若夫分子干出来的，而在贝利亚同志主管下，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