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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光在歌声中消磨。
用狱中私藏的针和线，
为上路快把行囊缝做。
我们已不再为自己伤神：
字已签——早登程！
辽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他日归来有谁人？
我的天啊，我们当真是未曾留意到这一切吗？当我们在桥头阵地上的泥泞中跋涉，在炮弹坑里痉挛抽搐，从灌木丛中伸出炮兵潜望镜的时候——在大后方又成长出另一类青年，他们出发了。他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出发了吗？……是朝着那个我们没有胆量前去的地方出发了吗？——我们受到的是与他们不同的教育啊。
我们这一代人将返回家园——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挂着叮当作响的勋章，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战斗事迹。而我们这些弟弟们将仅仅会向我们做个鬼脸说：哎呀，瞧你们这些傻瓜蛋！……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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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
荷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罗马人称为阿芙乐尔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抚摸过群岛的第一个黎明。
当我国同胞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听到，M·米哈伊洛夫发现我国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人（西方也有许多人）大为震惊：难道这么早吗？难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当然不对！当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错了。实际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营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说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那要确切得多。
情况能不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细想一下。
难道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教导过，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强制机器并且应立即建立新的来代替它吗？而强制机器包括：军队（我们对于一九一八年初红军的建立并没有觉得奇怪）；警察（建立军队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存在）；再就是监狱。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新型监狱的设置怎么可以慢慢来呢？
总之，在监狱的事情上，无论是新的旧的，都是不可以慢慢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就已经要求采取：“最坚决最严酷的加强纪律的措施。”而严酷的措施没有监狱能办得到吗？
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伊里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为初步的设想，他提出了一套惩戒方法：“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进行强迫劳动。”据此我们可以指出，群岛的主导思想即强迫劳动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一个月内提出来的。
当伊里奇还和和平平地坐在拉兹里夫的芬芳葱郁的列草场上听着丸花蜂的嗡嗡声的时候，他已经禁不住要思考未来的刑罚制度了。早在那时候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估量并且要我们放宽心，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那么，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种“比较容易的”国内镇压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据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伊·阿·库尔干诺夫计算，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战争死亡，单算由于以恐怖手段消灭、镇压、饥饿而死的，以及劳改营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于低于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们付出了……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不算上述赤字则是五千五百万）。
六千六百万人！五千五百万人！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异己的——谁不浑身发麻？
我们当然不能担保库尔干诺夫教授数字的准确性，但我们没有官方的数字。只要发表了官方数字，专家们可以拿两者做批判性的对照。（现在已经出现了几篇利用了被隐瞒和打乱的苏联统计数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数量之大仍是这样令人惊心动魄。）
再举出几个数字来对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们谈虎色变的沙俄宪兵第三厅曾像一条绳索似地把伟大的俄国文学团团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机关有多大的编制呢？成立时是十六个人，活动的全盛时期是四十五人。对于任何一个最偏远的省份的契卡机关说来，这都是一个可笑的数字。再如：在沙俄的“各民族的监狱”里，二月革命发现了多少政治犯？（应当记住，“剥夺者”、抢劫者、政治杀人犯当时也列为政治犯。）什么地方是存着所有这些数字的。大约，单在一座克列斯特监狱就关着五十多名这类犯人，还有施吕瑟尔堡的六十三名，还有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和苦役场所回来的几百名（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中心监狱释放了约两百人），另外在每一座省监狱里都还蹲着一些他们这样的人呢！不过想知道有多少呢？请看摘自当地态度激烈的报纸的唐波夫省的数字。二月革命打开了唐波夫监狱的牢门以后，在里面发现了政治犯……七人。在伊尔库茨克要多得多——二十人。（无需我们提醒大家：一九一七年从二月到七月没有因政治原因抓人，七月以后坐牢的也寥寥无几，条件也极为宽松。）
然而这时候却遇到了麻烦：首届苏维埃政府是个联合政府，部分人民委员部不得不交给左派社会革命党，司法人民委员部便不幸落到了他们手中。这个司法人民委员部按照腐朽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办事，差点没把我国的刑罚制度引向了崩溃的边缘。它做出畸轻的判决，对于先进的强劳原则几乎是拒不实行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要求增加监禁场所的数量和强化刑事镇压，五月，他转入具体的指导，指示：对受贿者必须判处不少于十年的监禁，此外再附加十年强迫劳动，总共二十年。这样的量刑标准最初可能使人觉得悲观：莫非二十年以后仍旧需要强迫劳动吗？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强劳原来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措施，哪怕是五十年以后仍会是十分流行的。
十月革命以后的好几个月之内，各地监狱的管理人员仍是沙皇时代的原班人马，派去的新人只有监狱政委。厚脸皮的狱吏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监狱职工会”）并在监狱行政管理方面实行了选举制！犯人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也实行了内部自治。（司法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通令：凡有可能的地方，均应吸引犯人参加自管自监。）囚徒的这种自由群居方式（“无政府主义的散漫性”）自然不符合先进阶级专政任务的需要，不利于从俄罗斯大地上消除害虫的工作。（想想看，要是监狱教堂没有封闭，我们苏维埃的囚犯们每逢礼拜天都高高兴兴地往那里跑，哪怕是为了散散心，那将成何体统！）
自然，尽管是沙皇时代的狱吏，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也并不全是废物。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门对于实现革命的近期目标十分重要的专业。因而当时的任务就是“从监狱管理人员中挑选那些沙俄监狱的积习尚未深到麻木和冥顽程度（“尚未”是什么意思？如何甄别？只要忘掉《上帝佑我沙皇》就行了？）并且有可能留用来完成新任务（比方，凡能干脆利落地回上司的话“是，长官！”，“不，长官！”或能迅速地开锁的人都合格，是吗？）的分子”。至于监狱建筑物、囚室、铁窗和门锁，虽然表面上还是原来的样子，而实际上都获得了崭新的阶级内容，崇高的革命意义。
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各个法院还是按照惯性习惯，在判决书上一味地写什么“入狱”、“入狱”之类的词句。这就延缓了在监狱领域内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进度。
一九一八年的年中，确切的日子是七月六日，发生了一起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其意义的事件。它表面上叫做“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其实是重要性不亚于十月二十五日的一场政变。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建立了一个“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政权，由此得来“苏维埃政权”的名号。但是这个政权的成分还十分浑浊，因为其中除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尽管联合政府的成员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个党派，但在几届（第二、三、四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大会选出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里却有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