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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眼下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主要的罪已经受过了。现在总算到达了！天黑了下来。忽然听说：营里没有空位子，不能接收新犯人。于是洗完了澡以后又把解犯叫出来排队、点数，四周布置了警犬——一切再来一遍，拖着自己的东西，还是原来那六公里，他们踩着积雪重返自己的列车，只不过这一次是摸黑。他们走后的几小时内，车厢的门一直大开着，原来那点可怜的热气早已跑得一干二净。而且抵达目的地以前车上的煤炭都烧光了，现在到哪儿去找？他们挨了一夜冻，早晨发给他们干石斑鱼去嚼（谁想喝水——嚼雪去吧！），然后又沿着原路带去劳改营。
这还是一个幸运的事例！因为好歹还有一个劳改营。今天不接收，明天会接收。而红色列车按照其本性说来一般是开往真空地带的。递解终了之日往往就是一座新劳改营开创之时。因之列车可以在北极光的照耀下径直停在泰加森林当中，在云杉树干上钉一块小牌牌：“第一独劳点”（独立劳动点）。在这种地方，犯人们在一周之内要靠嚼风干鲻鱼、和着雪吞咽面粉维持生命。
如果有一座即便是两星期前开办的劳改营，那已经会满舒服了；已经可以煮热食了。虽然没有钵子，但是稀的和干的可以混在一起，六个人一份，盛在洗澡盆里。六个人站成一圈（桌椅都还没有），其中两个人用左手提着澡盆的把手，挨着号用右手从盆里抓饭吃。这是重复前面说过的吗？不，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佩列波尔，是据洛希林的介绍。不是我在重复，是古拉格在重复。……再接着，他们就会派来一些老劳改犯给新犯人当作业班长。这些老手很快就能教会他们如何生活、找窍门和欺骗。第二天一清早就要出工，因为伟大时代的钟声在轰鸣，时不等人。我们这里不是沙皇时代的苦役服刑地阿库台，那地方新到的犯人有三天的休整。
群岛的经济日渐繁盛。新的铁路支线到处伸延，许多地点不久以前还只通水路，现在已经可以用火车运输了。但是有一些群岛的老土著还活着，他们能够告诉你，当年在伊日玛河上是如何乘着真正的古俄罗斯的大木船航行的。一船装一百人，犯人们自己划桨；他们还能够告诉你，他们是怎样乘着平底小渔船沿着乌赫塔河、乌萨河、伯朝拉河抵达自己的劳改营。当时连去沃尔库塔也是用驳船押运的：先用大船过到阿兹瓦窝姆，那儿设了一个沃尔库塔劳改营的中转站。从那儿出发，比方说到咫尺之遥的乌斯特乌萨，需要乘浅水驳船走十天。虱子多得能把整个驳船拱得颤动起来，押解队准许犯人们二个一个地上甲板把虱子抖落在水里。水路递解也不是直达的，一会儿要换船，一会儿要把船拖过一段陆峡，一会儿要下船步行。
在这些地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递解站——那是用树棍搭的窝棚或者是帐篷（乌斯特乌萨、波莫兹金诺、谢里亚尤尔）。那里也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秩序，有自己的押解规章，当然也有一套特殊的惩治犯人的办法。但是描写这一类异国情调显然并非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也就不着手去做了。
北德维纳河、鄂毕河与叶尼塞河知道用驳船运输囚犯开始于什么时候——那是在消灭富农时期。这几条河流都是流向正北的，而驳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家伙，只有依靠它们才能完成把如此庞大的灰色群体从有生的俄罗斯抛到无生的权北地区的任务。人们被倾倒进像个大木槽似的驳船舱里，人摞人地躺在里面，像装在提篮里的一堆大虾一样微微动弹着。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像站立在山岩上一样。有时候就这样不遮不盖地驳运这一堆东西，有时候蒙上一块大帆布——也许是为了不想看见他们，也许是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绝对不是为了给他们遮雨。这样的驳船押运已经不是递解，而简直是分期处决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给伙食的。把他们丢弃到冻土地带之后，就根本不给吃的了，他们被留在那里与大自然一起自生自灭。
北德维纳河（以及维切格达河）上的驳船递解直到一九四0年还没有停止。奥列涅夫就经历过这样的递解。囚犯们在船舱里人贴人地站着，——而这并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里，传到舷窗口倒掉。如果是比这更严重一点的问题，那只好在自己裤裆里解决了。
沿叶尼塞河的驳船递解变成了固定航班，几十年没有中断过。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春天，等待装运的囚犯们在那里面一连打一两昼夜的哆嗦。叶尼塞河上运囚犯的驳船有固定的结构，船舱里是没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层。只有安装着梯子的舱口能透进一点折射的光线。押解队员住在甲板上的小屋里。哨兵警戒着舱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离水逃走。他们永远不下船舱，不管里面发出怎样的呻吟和呼救的哀号。从来不让囚犯们上来放风。一九三七一三八年，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在递解途中没有向舱里的人们提供过任何医疗帮助（可以猜想，以上两个时期之间的年代也是一样）。囚犯们分两排躺在每层的舱板上，一排头朝船舷，一排头朝他们的脚。要上便桶只能从人身上跨过。便桶并不是经常允许及时倒掉（应当想象一下怎样提着满满的粪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粪便溢到外面，在舱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层去，那里可也是躺满了人呀！开饭的时候，帮厨的（是从犯人中间抽的）把盛在木桶里的菜场分送到各层。在那永远黑暗的舱房里（现在也许装了电灯），在一盏“蝙蝠牌”煤油灯的光亮下给犯人们发放。到杜金卡去的这样的一趟递解有时要走一个月。（现在当然只用一个星期就够了。）由于搁浅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碍，拖长了路途的时间，携带的粮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索性一连几天不开伙。（“积欠”的这几天的口粮，以后当然是不会补发的。）
说到这里，机灵的读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补充一点：盗窃犯在货舱里占据着最上面的一层，靠近舱口的地方——换句话就是靠近空气和光线的地方。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发面包的特权。如果这一趟旅程条件特别困难，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摔掉神圣的拐杖（换句话说就是夺走灰色牲畜——政治犯—一的口粮）。贼骨头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时间。赌博用的纸牌是自己做的。可是赌注的本钱却是靠搜查“福来儿”搞来的。他们选定舱内某一地段，对躺在那儿的人实行逐个搜身。搜来的东西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在他们中间根据牌局的输赢反复倒手的。最后全都会“浮”到顶上去，脱手给押解队。对了，读者现在什么全能猜到：盗窃犯和押解队是挂着钩的。押解队或者把赃物留给自己，或者在码头上卖掉，然后给盗窃犯们带来吃的作为报酬。
有反抗吗？有，但是很少见，流传下来一个事例。一九五0年，在一艘与上面所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稍大一些的驳船（是一艘海船）里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往萨哈林岛的途中，七名手无寸铁的年轻的“五十八条”犯人对盗窃犯（这是一批“母狗”）进行了反抗，对方总共有八十来个人（其中照例会有人带着刀子）。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门”递解站里面，这批“母狗”就曾对犯人们实行过一次搜身。他们搜得非常彻底，一点不比狱卒们干得差劲。他们熟知一切的隐藏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搜，要发现一切公办不到的。他们明白这个，所以在船舱里面假意宣布：“有钱的可以买马合烟！”米沙·格拉切夫拽出了缝在棉坎肩里的三个卢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鸹的死尸！你不交税啦？”说完就跳过去夺。可是陆军准尉帕维尔（姓氏没有传下来）一把推开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头分成“两股叉”去戳帕维尔的眼睛，帕维尔把他撂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个“母狗”拥了过来。前陆军大尉施帕科夫；谢廖沙·波塔波夫；沃洛尼·列乌诺夫，沃洛甲·特列久兴（这两个人也是前陆军准尉）；还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维尔身边。结果如何？仅仅是互相献了几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贼骨头们祖传的真正的怯懦（他们总是用虚张声势的果敢和满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来）现了本相，还是因为附近有哨兵（事情发生在舱口下面）妨碍�